【邺架轩沙龙实录】第7期：《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彼得•沃森《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时间：2018年5月8日
地点：邺架轩阅读体验书店
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
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微信公众号
主持人：尊敬的彼得•沃森教授、胡翠娥教授、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常务副主任王巍。欢迎大家来到第七期邺架轩读书沙龙，这也是我们首次以全英文形式举办的沙龙。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世界著名的思想史专家彼得•沃森教授。彼得•沃森教授曾任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出版了十七部专著，包括《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20世纪思想史：惊骇之美》《德国天才》等。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南开大学胡翠娥教授，她是中国翻译史和翻译理论史方面的专家，也是《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一书的译者。两位教授将以作者与译者的身份对谈《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本次沙龙由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图书馆、邺架轩书店、学堂在线共同主办，译林出版社具体承办。今天，译林出版社还将向清华大学图书馆赠送一些图书。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彼得•沃森教授发表演讲。
彼得•沃森：在人们看到我写的书时，往往会提出以下三个问题，或者其中一个问题：思想是如何吸引你的？思想史究竟是什么？思想史与政治史之间有无关联？而其中最后一个关于思想史与政治史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的问题，其答案在一定程度上蕴含在前两个问题的回答中间。
嘉宾彼得•沃森教授
常规或者说正统的历史要么由那些与政治、军事、人口变化、人口统计和气候变化有关的事件构成，要么由迁徙、探险或贸易模式构成，要么就由战争、政变、条约、贸易协定、选举、名人生死及王朝统治构成。这些事件并无关联，仅仅通过时间串联起来——人们或许会争论这些事件为什么在彼时发生，但在事件发生的时间上并无争议。
但历史不仅仅关乎“外部”事件，不仅仅只有这些在现实中或战场上，在高墙阴影下或宫殿城堡里，或是在港口、河流和教堂中所发生的事件。历史同时也是由想法、思维、观念、观念变化以及思想组成的。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后者不如前者那么显而易见，没有确切的时间，但应该说是同等重要的。
这正是思想史的魅力所在，思想史便是梳理出哪些思想曾经影响历史进程，进而分析其原因，发现思想的年表与明确的历史事件年表有着显著的不同。思想史不仅为历史学家，也为普通读者提供了摆脱常规年表和既定叙事，以及用创造性和富有成果的方式进行思考的机会。这是检视历史的另一种方式。而我认为，这就是乐趣的来源，探索之乐的来源。
我想接着补充一句，思想史，或者说由思想构成的历史，绝非是抽象或枯燥的。事实上，关于曾经发生在人们头脑中的“内部”变化，我想先举几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每个例子都很特别，但都表明了这些“小”思想如何深刻地影响着历史进程。
首先，请各位想一想原始宗教和几大文明的信仰之间有什么不同。
如果可以把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简化为若干核心要素，那么这些信仰的要素就包括：一，大神母；二，公牛；三，主要的天神（日月）、圣石、祭祀、来世，以及死后得以延续并居住在福地的灵魂。直到今天，这些要素仍然可以用来描述许多欠发达地区的宗教。
但这并不适用于几大文明，其原因毫无疑问正是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大变革。在一个绝无仅有的时期，即公元前750年至前350年的短短四个世纪之中，世界经历了一次思想上的巨变。这种巨变完全独立地发生在全球的不同地区。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出现了世界上最主要的几种信仰。这是一个非凡的巧合。
最先指出这一点的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他在1949年做出的这一论述距今不过约七十年。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他把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根据他的论述，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我们遇到了历史上最深刻的分界线”，“今天所知的人类就此出现……最不同寻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发生”。
“此时的中国生活着孔子和老子，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在内的各个哲学流派也纷纷涌现。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并且和中国一样，从怀疑主义、物质主义、诡辩派到虚无主义的各种哲学可能性都得到了探讨。伊朗的查拉图斯特拉讲授一种具有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世界就是一场善恶之争。在巴勒斯坦，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和以赛亚第二等几位犹太先知登上历史舞台。在希腊则出现了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以及许多悲剧作家、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短短几百年间，与这些伟大名字有关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对彼此一无所知的地区发展起来。”最后这一点很关键。
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似乎从此开始变得“更像人”。反省和哲学开始出现，实现了“精神上的突破”，中国人、印度人、伊朗人、犹太人和希腊人在这一时期开创了“现代”心理学，人与神的关系变得更像是个人对“内在”目标的追求，而不再是一种与天空之上，大地万物之中，或是祖辈先人之中的“外部”神明的关系。严格来说，此时创立的信仰并不全是一神教，但确实都围绕一个个体，不论这个人（都是男性）是神还是神的代言人，抑或是有着特别洞察力或生命态度而极具号召力的个体。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这算是思想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变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呢？雅斯贝尔斯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开始在城市生活，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与农耕生活完全不同。于是农耕时期的诸神失去了吸引力，人们不得不诉诸内心，探寻共同生活的新方式。
我想举一个更小的例子，虽然最终影响深远，但至少在其发端时是件小事。1784年1月，威廉·琼斯抵达当时的加尔各答，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加尔各答，并创立了孟加拉亚洲学会。琼斯和一群才华横溢的英国官员受雇于东印度公司。在帮助管理南亚次大陆的官方日常事务之外，他们还兴致勃勃地从事语言研究，以及印度经典、天文学和自然科学文献的整理和翻译工作。
1784年，孟加拉亚洲学会成立，由琼斯担任会长。琼斯的语言天赋极高，学习过二十八种语言，精通其中的十三种，他在印度待了十八个月之后就有了重大发现。琼斯连续十一年每年都在亚洲学会的年会上发表纪念演讲，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第三篇，即1786年2月2日发表的题为“论印度人”的演讲。谈到研究发现时，他说：“梵语虽然古老，结构却精妙复杂，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丰富，而且比二者更为精致。但同时，不管在动词词根还是语法形式上，梵语都与二者联系密切，这绝非巧合。事实上，其联系如此密切，以至于任何研究这三种语言的语文学家，都不得不承认它们有着共同的来源，而很有可能这一来源已不复存在。”
今天我们很难弄清楚这一见解带来了多么深远的影响。琼斯把梵语和希腊语、拉丁语联系起来，提出东方语言可能比西方语言更古老、更优越，给西方文化的根基和西方文化最优越的假设（至少是默认的假设）造成了沉重的一击。通过作出这一前所未有的论述，琼斯展现了对思想和态度进行“重新定位”之必要。“欧洲人向来对古印度是否值得花时间去了解持有疑虑。时至十八世纪末，琼斯仍然不得不与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进行斗争。”
思想史并非新生事物，我也不认为它是新的。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人们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划分思想史，而且应该说也做出了一些不同的解答。通过一些例子我们就会知道，一旦脱离了常规历史日期的限定，就会发现其中的各种可能及其灵活性，有助于我们采取新方法来解读历史。
我还要补充一点，过去出于某种原因，很多人用三分法来看待思想史，比如三大思想、三个时代或三项原则。这种方法很有意义，至少可以暂时用来理清思路。例如，十六世纪的法国政治哲学家让·博丹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东方民族史、地中海民族史和北方民族史。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三大发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即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如培根所说：“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第一项改变了文学，第二项改变了战争，第三项改变了航海。”
培根的秘书托马斯·霍布斯认为，在知识的众多分支之中，最具解释力的三个分支是：研究自然物的物理学，研究人类个体的心理学，以及研究由人类和社会所划分出来的群体的政治学。十八世纪，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詹巴蒂斯塔·维柯区分了三种“本能”，认为这三种“本能”塑造了历史，还有三种“惩罚”塑造了文明。这三种本能是信仰上帝的保护力量、识别亲子关系和埋葬死者的本能，人类由此形成了宗教、家庭和坟墓的机制。三种惩罚则指的是羞耻、好奇心和工作的需要。
到了十九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指出：“现代文明的三大要素是火药、印刷术和新教。”而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刘易斯·摩根认为伴随着有关政府、家族和财产的思想不断发展，文明才得以形成。
到了更晚近的1937年，美国历史学家哈利·埃尔默·巴恩斯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一书中描述了历史上“感性”的三次巨变：一是上文谈到的轴心时代“民族一神论”的到来，二是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的出现，现世本身成为目的，不再为虚幻的来世作准备，三是十九世纪的达尔文革命。
再往后到了1951年，哈佛大学古代和现代史教授克雷恩·布林顿在《思想与人》中将人文主义、新教教义和理性主义作为构成现代世界的三大思想。欧内斯特·盖尔纳在《犁、剑和书》中将历史划分为三大阶段，即狩猎采集、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时代，分别对应生产、胁迫和认知这三种主要的人类活动。
在《西方思想传统》一书中，两位作者雅各布·布朗诺夫斯基和布鲁斯·麦兹利希明确了思想活动的三大“门类”，我认为这种方法很有用。第一个门类是真理，寻求真理是宗教、科学和哲学关注的焦点，而在理想世界中达成的一致将是绝对的和不自觉的，这就意味着必须在逻辑、数学或演绎层面体现出来。其次是追寻正义，这是法律、伦理和政治关注的焦点，此时达成一致主要是自觉的，虽然不需要绝对一致，但要想发挥作用仍然需要广泛地传播。第三个门类是品位，主要涉及艺术，完全不必达成一致，不同意见的碰撞往往更有成效。
但我觉得最终决定了思想史的结构和主旨的最重要的三大思想分别是：灵魂、欧洲和实验。接下来，我将依次进行简要的讨论。
首先是灵魂。我们知道自旧石器时代开始，早期人类就有了最初的“来世”观念。因为那时就已经有了为想象中的“下一个世界”准备的陪葬。而灵魂的关键要素就是不朽。环顾四周，早期人类可以找到不少关于来世、死亡和重生的证据。太阳和月亮有规律地消失并再现。每一年树叶落光之后，春天又长出新芽。来生清楚地暗示着某种死后的存在，这就是英国历史学家和神父布兰登所说的人类“最根本的概念”：灵魂。
当时一个非常普遍的认识是只有特殊的人才有灵魂。有些原始民族把灵魂归属于男人而不是女人，另一些民族则相反。有些民族认为灵魂存在于身体的不同部分：眼睛、头发、影子、胃、血液、肝脏、呼吸，当然最重要的是心脏。对某些原始民族来说，灵魂通过头顶离开身体，因而头部穿孔成为一种常见的宗教仪式。同样，在印度教中，灵魂并不是心脏本身，但是只有“拇指大小”（死亡时），存在于心脏里。《梨俱吠陀》里认为灵魂是“心灵之光”。
不朽灵魂的现代概念来源于希腊，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毕达哥拉斯。例如早期希腊人认为，人的本质由三部分组成：身体，与生命原则一致且位于头部的灵魂，以及位于横膈膜或肺部，所谓“心灵”或“意识”的精神。活着的时候，精神被认为是更重要的，但死后无法延续，而灵魂则可以继续作为幻象，以身体的幻影出现。
到了公元前六世纪以后，这一区分方法便不再适用。此时灵魂被认为既是本质的自我、意识的所在地，又是生命的原则。古希腊抒情诗人品达认为灵魂有着神圣的起源，因而得以不朽。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勒和柏拉图都相信轮回和灵魂转世，即灵魂可以在其他动物，甚至植物中重生。
有些人可能对将“灵魂”列入历史长河中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思想有些不解。“神”的思想难道不是更具影响力，也更加普遍吗？何况二者的含义也多有重叠之处？当然，历史上的“神”向来就是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在今天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仍然如此。但同时，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灵魂都是比神本身更具灵活性的思想。
一个理由是，虽然并非所有宗教都信奉来世，但关于来世的概念为“灵魂”思想的重要性铺平了道路。如果没有来世，灵魂等存在形式的很多内涵都将无从谈起。对有组织的宗教而言，用这一方式可以更好地控制人的思想，宗教权威因此得以行使特别权力。当然“灵魂”的思想一方面在数百年间丰富了人的思想，但同时也限制了思想和自由，阻碍和延缓了进步，让无知的凡夫俗子俯首听命于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
还有另一个不同的理由说明了为什么灵魂这种思想如此重要，至少在西方如此，可以说比“神”的思想更加重要和丰富。简单来说，灵魂的思想比“神”的思想更具生命力，甚至在发展中超越了神和宗教。因为即使那些不信教的人，或者说连那些不信教的人也会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
我们可以看到灵魂以一种形式多变，但不时进行自我复制的方式显示出其持久的影响力。这是思想史的伟大主题之一，是人类不断的“向内转”，一种持续不断的“深刻”挖掘内心的努力。如前所述，这种“转向”首次出现在所谓的轴心时代。
另一次重大转向出现在十二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人们越发意识到，内心的悔改而非外在的忏悔才是上帝所希望看到的。天主教教会此时开始要求人们定期忏悔，而十四世纪的黑死病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巨大的伤亡助长了悲观的情绪，迫使人们向内寻求信仰的帮助（瘟疫发生后，设立了很多私人教堂和慈善机构，神秘主义也随之兴起）。
而有史以来最大的“向内转向”当属十六世纪的新教改革。针对当时教皇声称忠实的信徒可以为“在炼狱中受苦的”亲属购买赎罪券，马丁·路德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主张人们无需神职人员的干预就能够接受上帝的恩典，不管是天主教会的排场，还是其扮演人与上帝之间的“代祷者”背后的理论神学立场，都属无稽之谈，也没有经文可以佐证。马丁·路德呼吁回归“真正的内心悔悟”，认为发自内心的痛改前非才是赎罪的首要任务：个体的内在良知是关键。
十八世纪晚期和十九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也是一次类似的向内转向，回应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提出的通过科学理解世界的态度和观点。浪漫主义者对此表示反对，人类经验中一个无懈可击的事实就是内在经验本身。维柯之后，卢梭（1712-1778）和康德（1724-1804）都认为，想要知道该怎么做，就必须倾听内心的声音。
浪漫主义尤其清楚地表明了灵魂思想的演变。浪漫主义的精髓在于“双重自我”的思想，即“第二个自我”，一个不同的且往往是更高或更好的自我，是人试图发现或释放的自我。
浪漫主义及其关心的“第二个自我”是亨利·艾伦伯格所作《无意识的发现》一书的内容，他的大量工作最终发展成深层心理学，并形成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和卡尔·荣格的思想。无意识是最后一次重大的向内转向，如上一章所述，是对内在世界进行科学研究的一次尝试。
在精神分析中，灵魂以无意识的形式存在。
我认为另一个重要思想是实验。实验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方法，也是某种权威。值得注意的是，最早应用实验方法的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约1186-1253）就是中世纪的一个权威。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在巴黎学习过神学，最为人所知的经历是曾经担任牛津大学校长。但同时，可能也最重要的是，他开创了实验方法。（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中国的汉朝，以及公元九世纪的巴格达都曾进行某种形式的实验，但未能得到系统的发展。）
格罗斯泰斯特的主要贡献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发展了“归纳法”和系统测试。他认为，探索的第一阶段是要将探讨的现象分解成其包含的原则或要素，也就是归纳。分离了这些原则或要素之后，就需要进行系统地重组，以建立对现象的认识。他以彩虹为例，首先观察它如何在天空中出现，如何在被磨坊的车轮、划艇的木桨、嘴里喷出的水所溅起的水雾中出现，以及如何在阳光透过装满水的玻璃瓶时出现。这最终帮助弗赖堡的狄奥多里克发现了关于光通过球状水滴产生折射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系统的、分析性的实验方法的首次出现。
从医学创新、印刷及各种媒体、旅行科技到工业流程，现代世界的几乎一切都来源于基于观察、实验和演绎的科学创新。对这一点谁能否认？谁又能否认在民主化的宏大进程中由科学创新所带来的社会政治自由？实验法作为独立而理性的（因此是民主的）权威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正是实验的权威性，科学方法不受个体科学家地位或与上帝或国王亲近关系影响的独立性，以及借由各种技术呈现、加强和共享的可能性，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础。
这就引出了可能是思想史上最有趣的问题，也是我要谈的最后一点，而这一点恰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密切相关。那就是：为什么一直落后于伊斯兰、印度和中国文明的欧洲，或者说西方，到了中世纪中期之后开始领先？
公元十世纪，著名的阿拉伯地理学家马苏第曾这样描述“乌鲁发”民族（这是当时的穆斯林对欧洲的称谓）：“他们缺少温暖的体液，身材高大、性情粗野、举止粗鲁、理解迟钝、笨嘴拙舌……越往北去越愚蠢、恶心和粗野……”比他稍晚一些的同事，西班牙穆斯林城市托莱多的法官赛义德·伊本·艾哈迈德对欧洲也没什么好印象。1068年，黑斯廷斯战役结束两年后，伊本·艾哈迈德用阿拉伯语写了一本关于民族分类的书，认为八个民族在知识方面贡献最大，其中包括印度人、中国人、波斯人、希腊人、埃及人，当然还有阿拉伯人。与之相对，北欧人“未能发展出科学，更像野兽，而不像人类……他们缺乏理解上的敏锐和智力上的清醒……”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为什么“西方”实现了反超？
在书中，我探索了几种可能的答案。眼下，我想集中谈其中一个方面：是欧洲领先了，还是其他地方落后了？
曾任教于开罗美国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教授在其重要著作《欧洲霸权之前》中详细描述了“旧大陆”的经济文化状况。她认为：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从1250到1350年的一百年是世界史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从空间的角度来看，中东的中心地带连接着东地中海和印度洋，构成了一个大致平衡西方和东方的地理支点。她指出，当时存在三个基本的贸易体系：欧洲体系、中东体系和亚洲体系。这些体系有几个共同特点：货币和信贷的发明，融资和分散风险的相关机制，拥有独立财富的商人。因此她承认在十三世纪和十六世纪之间欧洲确实超越了东方，但并不认为欧洲有任何“特殊”之处；相反，东方只不过是处于“暂时的混乱”。
她指出曾经由成吉思汗统一的陆路贸易路线在当时正逐渐分化。比如1400年前后帖木儿东征对亚洲造成的破坏比十字军东征造成的还要严重得多。又如，黑死病“在十四世纪中期的1348年到1351年间从中国一路蔓延到欧洲，摧毁了这条海上世界贸易路线沿途的大部分城市，而不同程度的人口损失扰乱了交易条件，使一些地方受益，另一些地方受损”。书中提到，这一点在欧洲也有所体现，不列颠群岛曾经只是欧洲的边缘部分，但由于瘟疫中“死亡”率不及欧洲大陆那么高，之后便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她认为，十三世纪之前的世界体系相对稳定，而且是真正的世界性体系。其中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儒家思想、琐罗亚斯德教等不同宗教体系相安无事，全世界的商业同等复杂。她写道：“甘吉布勒姆的纺织品生产组织与弗兰德并无不同；在威尼斯和中国，商船都由国家建造；开罗、古泉州和特鲁瓦等贸易中心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发展，且发展速度直到十三世纪之前都大致相同。”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的世界贸易体系到了十三世纪开始瓦解，以布鲁日、特鲁瓦、热那亚和威尼斯为中心的西方体系相对来说毫发未损，而位于开罗、巴格达、巴士拉、撒马尔罕、霍尔木兹、坎贝、卡利卡特、马六甲和中国大陆的东方贸易中心则遭到破坏。
阿布-卢格霍德由此得出的核心结论是，“东方的衰落”早在“西方的崛起”之前就已经出现。
这种观点并非每个人都认可。剑桥大学早期中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就有截然不同的见解。他首先提醒我们注意公元1000年前在东方出现的浩如烟海的发明创造，尤其是受到西方热烈追捧的科举考试。李约瑟认为，在此前的几个世纪中，欧洲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都不及中国稳定，因而这一地区发展滞后。欧洲贵金属蕴藏量低，由群岛构成的地理布局（伊比利亚、意大利、希腊）形成很多自然边界，于是变得更加民族主义。除此以外，由于字母书写体系的灵活性，导致不同部落和群体相对容易发展出互不相通的语言，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与中国统一文字不同）。所有这一切使欧洲反复陷入冲突，因此落到了后面。
但随后两项来自中国的发明登上历史舞台。首先是马镫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骑士阶级的力量，产生了封建主义。其次是火药的出现，由于火药削弱了骑士阶级的力量，导致欧洲的封建制度被摧毁。
根据李约瑟的观点，在西方，随着封建主义日益衰落，商人阶级开始出现，这与科学的兴起密切相关。
可是在中国并没有发生这一切。中国是一块更加稳定的大陆，帝制传统更加稳固，因此尽管出现了众多发明，封建制度最终被“官僚封建制度”或者说“官僚统治”取代。以中国之大，皇权之集中，士大夫精英阶级极为适合这种体制，故而中国以稳定的官僚治理实现稳步地前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样的体制下，商人阶级受到压制。在士、农、工、商的四民体系中，商人的地位最低。
这一体制不光扼杀了创造力，还意味着城邦从未在中国兴起。相反地，中国的城市由皇帝派人管理，没有市长、行会或议员。通常作为自下而上流动之地的城市，在古代中国受到的是自上而下的统治。因此，纵使有无数发明，中国从来未能形成现代商业方法或现代科学。李约瑟认为最终这是致命的。
以后的学者对李约瑟的观点有质疑的，也有支持的（很多学术会议便以“李约瑟因素”为题）。但同时，也有其他历史学家指出必须考虑东西方学术的区别。
在比较古希腊和中国的早期科学时，剑桥大学的杰弗里·劳埃德爵士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内森·席文认为，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享受的资助远不及他们的中国同行那么多。中国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受皇帝雇用，往往负责管理历法这一国家事务。这就导致中国的科学家慎于提出观点和接受新的思想，因为稍有不慎就会损失惨重，而他们也极少像希腊人那样辩论。相反，中国的新思想总是被纳入现有的理论中，用于重释经典。新思想无需战胜旧思想以获得认可。而希腊则是“智慧竞赛”。劳埃德提出，希腊的科学陈述使用第一人称单数“我”的频率要远远高于中国，更多地以自我为中心，自我纠错、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也更加司空见惯。希腊的戏剧常常拿科学家打趣，这甚至还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因为在开放的社会中更容易发展思想和想象力。
《思想史》第三部分描述了欧洲在科学、神学、艺术和政治等思想领域取得主导地位的时期，也就是一千年前。这是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即欧洲在中世纪中期如何以及为何得以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或者我们认为如此。但看看周围，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是西方的产物，核技术是西方的产物，电视是西方的产物，现代资本主义这一西方思想席卷全球，超过了苏联的替代方案。大多数世界级的体育运动都来自西方。
最后说两点。
思想史与政治史之间有何关联？我认为二者之间存在联系，但未必是一目了然的。或许你们中有些人职业生涯刚刚起步，可以在这一领域做出些成绩。各种影响和联系确实是间接的。宗教战争推动了现代国家的建立。文艺复兴既与个人主义有关，也（因此）与艺术有关。科学与民主经验有关，也和技术有关。工厂的出现带来空前的繁荣，也造成空前的痛苦与贫穷。思想史在几个层面上同时展开，有时我们无法确知下一步会是什么。
最后，我听说简史类图书在今天的中国比较受欢迎。但是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心理学研究表明，要想在任何特定领域有所创新，都必须首先精通那个领域，除了掌握细节以外，没有捷径可走。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书不同于简短浅显的思想史导读。我希望能提供相当体量的知识，帮助读者在各自领域开拓创新。只有对前人的工作了然于心，才能明确自己的想法有没有创新点。这也就是西方所谓的“经验之伤”。
希望我的书能够帮助中国找回其鼎盛时期在思想史上所扮演的创造性角色，如同一千年前中世纪到来之前曾经发生的那样，如此足矣。
胡翠娥：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首先，我要感谢彼得•沃森教授，很荣幸能够在五年前翻译这样一位大家的作品。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译林出版社邀请我翻译这部巨著，也特别感谢王教授组织这次读书沙龙。
让我没想到的是，清华的很多理工科同学对这本大部头的历史著作如此感兴趣，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清华。不知道在座有多少大一的同学，三十年前我参加高考的时候，因为觉得清华偏重理工科，而我是文科生，所以去了南开大学。当然我们知道，清华大学曾经培养了大批著名学者，包括梁启超、吴宓、梁实秋，等等，他们都在历史和人文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对此我深以为然。
王教授请我做一个点评。虽然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点评这样一部巨著，但是作为译者，我想我应该是第一位中国读者。我逐字逐句地把这部书从头读到尾，当然也遇到过很多挑战，比如书里面有不少拉丁语和法语的内容。我很高兴能跟大家分享一下阅读的感受。
首先，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话来说，沃森教授“不可思议地回顾了人类思想发展的壮丽历程。……这是一部历史写作的集大成之作。”我觉得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我读的时候非常入迷，甚至连停下来赞叹或怀疑的时间都没有。大家阅读的时候应该也会有相同的感受。
全书从牛顿身上的一个悖论开始，在座理科的老师和同学应该比较熟悉牛顿。牛顿一直被当作现代科学的第一人、最伟大的科学家和理性主义者，一个教会我们用纯粹理性冷静思考的人。1936年，牛顿的一组文件在拍卖会上被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购得。此后的几年，凯恩斯研究了这些文件，并在一次讲座中展示了牛顿的全新一面。根据凯恩斯的演讲，牛顿在虚幻的炼金术世界里耗时多年，寻找魔法石，近乎一个神秘主义者，着迷于玫瑰十字会、占星术和命理学。在普通人看来，这些带有迷信或神秘主义色彩的东西跟牛顿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但牛顿确实有这一面。牛顿相信摩西早就认识到哥白尼的日心说和他自己提出的重力理论。甚至在其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几十年后，牛顿还在努力发掘所罗门圣殿的确切布局图，因为他相信所罗门圣殿是“天堂地形的最佳指引”。我认为这样开始历史的叙事非常巧妙，可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恐怕有人会觉得思想史会呈现一个思想不断进步的过程。比如从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原始思想开始，然后是几大宗教的诞生，最后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空前繁荣、现代科学的出现、工业革命和当代技术奇观。但是牛顿的经历提醒我们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总体上，人类的思想在向前发展，但并非一直如此。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曾经指出，文明的发展并非总是朝着更好的方向。纵观历史，不难发现一些曾经繁荣的国家和文明由于种种原因陷入衰退。思想史绝非笔直前行，这正是其魅力所在。为什么呢？彼得•沃森教授在书中提到，中国文明曾经引领世界达数个世纪之久，但是从未发展出成熟的科学或资本主义，因此也导致了在中世纪之后被西方反超。伊斯兰文明在九世纪曾经引领地中海地区，但到了十一世纪时却开始衰落和消退。沃森教授通过这些例子告诉我们，思想其实很脆弱，往往不堪一击或最终付之东流。所以如果希望保持文明的生命力，我们就应该牢记这一点。
刚才沃森教授在演讲中也谈到，过去很多学者采取三分法来叙述思想史。比如三大思想、三个时代或三项原则。例如，法国政治哲学家让·博丹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我们所属的东方民族史、希腊所属的地中海民族史和欧洲所属的北方民族史。维柯划分了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类时代。彼得•沃森教授在书中也采用了三分法，但是不同于其他史学家，他认为最重要的三大思想是灵魂、欧洲和实验，并以此奠定了全书的结构和主题。
为什么说“灵魂”的思想比“神”的思想更为重要？为什么说“欧洲”是一个思想而非地名？后一个问题并非不承认欧洲是一个地图上的位置，而是说“欧洲”的含义超越了地理名称。为什么说看似简单的实验影响深远？除了这三大思想，沃森教授还提到了许多过去在历史书中极少涉及，但是让人大开眼界的“小”思想。比如，是谁在什么时候提出了BC（公元前）与AD（公元）的划分？为什么圆周被细分成了360度？加减号是在何时何地被引入了数学？当今世界恐怖主义猖獗，自杀式袭击者认为自己能因其所为荣升天堂，那么“天堂”这一虚幻的概念究竟从何而来？
如何阅读这本书呢？我想引用作者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即“建议将本书当作传统历史之外的另一种解读：一部没有帝王将相，略去军事战役、帝国征服和停战协约的历史。不过，虽然它不讨论具体的军事战役，或某一国王或皇帝的事迹，但它确实讨论了军事技术的进步、新式武器的发明、君王理论以及国王和教皇之间为了争取民心而展开的斗争。虽然它不打算对美洲的征服做任何详细的探讨，但是它确实要讨论引起发现新大陆的思想背景以及该发现如何改变欧洲人和穆斯林的思考方式。虽然它不描述帝国的建立，但是要讨论帝国思想和殖民思想。”
最后，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思想史》跟中国读者的关系是什么呢？彼得•沃森教授在演讲中也谈到，要想在任何特定领域有所创新，都必须首先精通那个领域，除了掌握细节以外，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对前人的工作了然于心，才能明确自己的想法有没有创新点。所以我想阅读这本书的收获最终取决于每个人此前的阅读经验。阅读不是独白，而是一种对话。阅读是一个交换意见的过程，付出的越多，得到的越多，学到的也越多。所以请享受阅读此书的过程。
主持人：这是作者和译者第一次坐到一起，你们有没有问题想提给对方？比如作者如何写这本书，译者如何翻译这本书？
胡翠娥：在翻译过程中，我遇到了不少问题，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和作者取得直接联系。当然，我得到了很多周围朋友、同事和外教的帮助，在此也向曾经提供意见和帮助的各位致谢。今天借这个机会，想请教沃森教授对翻译过程的看法。您认为书中的观点甚至您的写作风格是可译的吗？
嘉宾彼得·沃森教授与胡翠娥教授对谈
彼得•沃森：我觉得翻译在某些方面让人望而却步。我对语言并不精通，不过曾经有一位英国作家说过，诗歌就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我相信这就是翻译的本质，翻译不单单是一项语言能力，实际上包含了想象力。我会说法语，对意大利语也略通一二，我知道法语里有些词是不可译的，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找不到对应的说法。此外，语言带有音乐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译者在翻译诗歌时，不得已中途放弃。比如诗歌的韵律无法传递，译者只好侧重意思，让读者自己发挥想象。
所以我非常敬佩翻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当面奉承，实际上从写书的过程就可以看出我的态度。每次给出参考文献时，我都会明确译者的名字。因为我知道翻译绝非易事，译者付出了大量的工作和想象力。而有时候作者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作者一般是不掌握译本的语言的。
胡翠娥：您的回答让我觉得您不仅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也很像一位翻译研究专家。不可译是翻译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比如您引用了对诗歌翻译的描述，也谈到了语言本身的音乐效果不可译。但是尽管翻译困难重重，一代又一代的译者从没有放弃他们的努力。我想译者一直处在作者和读者的两难选择之中。对此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曾经提出过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让读者向原作者靠近，一种是让原作者向读者靠近。沃森教授，您觉得哪种方法更好？
彼得•沃森：我希望让读者靠近作者。我也想请教您一个问题，作者可以拥有大量读者，读者也很容易跟其他人一起讨论，但译者在翻译一本书时，不太可能有很多同事一起来讨论和评价。这是否意味着翻译是一项相对孤独的工作？
胡翠娥：的确，翻译工作往往是独立进行的。
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读过中文版。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尽量做到忠实于原文，采用直译的方法，当然这不是指字字对应。因为五四运动以来，直译一直是翻译学术专著的通行做法。所以大家读这本书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些句子比较长，或者不太符合中文的习惯，请多多包涵，因为这是一部翻译作品。正如周作人所言，译作就是译作，所谓翻译就是要不中不西。如果翻译就像创作一样流畅优美，那么何必要翻译，创作好了。
下一个问题与翻译无关，而是关于这本书的内容。本书视角如此丰富，体量巨大，叙事又十分精彩，读者很容易迷失其中以至于忘记了作者的真正意图。您建议中国的读者在阅读时记住什么内容？
彼得•沃森：我希望大家记住的是，在很多人看来，思想指的是那些宏大抽象，枯燥无味的东西，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书中，除了宏大的思想以外，我也试图兼顾那些最终落实到实物上的思想。我想举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中的断头台。有评论家说这不是一种思想，当然他说的没错，但是他没有仔细阅读上下文。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有一百多种执行死刑的方法，其中很多极其残忍。法国的革命党决定发明一种人人平等的死刑方法，从而发明了断头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断头台是一种思想。
胡翠娥：作为第一位中国读者，我看到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从思想史中学到的一个经验是，思想其实很脆弱，往往不堪一击或最终付之东流。”从过去到现在有很多例子，在未来也很可能继续出现。所以，您觉得我们应该怎样才能避免或尽量减少对伟大思想的破坏和浪费？
彼得•沃森：我认为在今天这个场合，这是一个相对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大学作为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学术机构，恰恰是知识、想象力和自由的捍卫者，所以大学的管理非常关键。比如，最近英美有些高校的学生试图通过禁止争议，屏蔽身边的不同声音，为此英国上周出台了一项法律规定，保护不涉及暴力的正常讨论。所以要防止思想受到破坏，高校的管理可以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胡翠娥：这让我想起一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主持人：今天很荣幸请到两位嘉宾，彼得•沃森教授明天就要离开北京，去南京和上海继续巡讲。接下来请在座各位提问。
观众：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提问。面对各种思想，有时候会觉得众说纷纭、难以抉择，就像面对一份琳琅满目的菜单，最后郁闷地发现根本消化不了那么多。您在写作时采用了什么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您觉得通过学习这些伟大的思想我们会有什么收获？
学生提问
彼得•沃森：首先我觉得你的英语说得很清楚。我可以分享一点自己的经验，不知道有没有帮助。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BBC有一档节目采访了著名的牛津大学思想史专家以赛亚·伯林爵士。因为他度过了很长的一生，1909年出生于俄国，几乎亲历了整个二十世纪，所以采访中被问到一生中最令他感到惊奇的是什么事。以赛亚·伯林回答说，他经历的恐怕是政治史上最糟糕的一个时期，包括世界大战、大屠杀，等等。但与此同时，他也度过了幸福而充实的一生，二十世纪是人类思想智识大发展的一个时期。
这个采访让我意识到，历史包含了许多有关政治军事活动或王朝更迭的叙述，而思想史有时候与这些事件紧密相关，有时候却并无关联。于是我首先完成了《20世纪思想史》，引起了不错的反响，中文版将由译林出版社于明年推出。然后又完成了《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我是怎么来写这两本书的呢？当然一切都从阅读开始，但是我还找到了每个具体领域的专家，给他们写信，问能不能见面请教。大多数人都欣然同意，然后我们一起午餐，畅所欲言。我从这些面对面的交流中受益良多，因为这些专家有很多观点没有在书里发表出来，一方面专著不可能面面俱到，另一方面因为篇幅限制往往有所删节。我们在面谈中可以就很多问题展开讨论，可以听到他们对同行的评价，也可以了解他们所认为最重要的思想是什么。
这样持续了三四年，见了大概四、五十位学者之后，我就逐渐知道哪些才是最重要的思想，相关的知识也在不断地积累。所以我的书里不光有自己的思想，也有精挑细选之后的很多学者的思想。当然最终成书时，需要自己做出判断和决定。但是在任何一个具体的领域，我都听取过两三位专家的意见，他们会说哪些思想是重要的，哪些不必在意。因为这些专家对各自领域都比我更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方式不妨一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观众：教授晚上好，我来自经管学院。请问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彼得•沃森：我想反过来看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有一个优势，就是没有孩子，所以从来没有人把果酱弄到电脑上，或者有孩子爬到身上来捣乱。这就是为什么我得以专心地写作，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因为写作并不容易。
当然，我们经常说作家会遇到所谓“创作困境”。而我曾经做过报社记者，很多年里一直在时间压力下写作。所以实话实说，我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创作困境。当然，在写作中出错是另一件事。有一回我写完达尔文生物学相关的章节，跟一位贝尔法斯特的学者聊天，他说我写错了。但这不是坏事，因为我们思考和写作的目的正是为了能听到质疑。我觉得这可能是最有挑战的部分。
观众：晚上好，我想给沃森教授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过去的学者采用了各种三分体系，您也提出了一个新的三分体系。但是，包括让·博丹在内的学者提到的三大要素之间似乎联系十分紧密，而您提出的灵魂、欧洲、实验这三大思想之间看上去关系不大。您能否简单解释一下其中的关联，以及这三者如何共同塑造了历史格局？第二个问题是，您曾经提到只学过两门外语，那么书中涉及的大部分思想应该是来自于译本，您如何确保自己对这些翻译过来的思想的理解是准确无误的呢？
彼得•沃森：两个问题都提得很好，你的英语也很棒。我认为这三大思想的关系比表面上看起来要紧密得多。当然像东方民族史、地中海民族史和北方民族史这样的划分方法看上去是标准的三分法，但实际上过于宽泛、意义不大。
我在书里专门用了一部分展开来写欧洲，比今晚能讲的要详细。我想说的是，世俗社会的出现是关键性的事情，而这是中世纪中期在欧洲发生的。此前统领一切的思想是神和灵魂，但从此以后，上帝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代表。这是一个最根本的连接点，之后发展出了有组织的宗教，等等。从中世纪中期往后，理性化的转变推动了科学和商业的发展，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实验。
总体来看，起连接作用的关键枢纽是欧洲，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联系非常紧密，当然并不是说在这个框架下的每个细节都能配合得天衣无缝。我在谈欧洲的第三部之后紧接着写了一章叫作“精确性的兴起”，谈到欧洲生活方方面面的变化，包括人们逐渐学会计数，使用标点符号和音乐记谱，透视法开始出现，等等。人类用更加准确、细致和理性的方式来了解世界。所以如果大家看书的话，会发现三者之间联系紧密。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写过一本书叫《德国天才》,关于巴赫去世之后的德国文化史。我不懂德语，只能依靠翻译，但是我去德国以后，发现德国人都会说英语。所以在读过主要文献的译本之后，我会跟懂英语的德国人提出的观点进行比较。在德国，不会有人跳出来说这个人不会说德语。在意大利或者法国也是一样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多出去走走，不一定非得埋头在学校教室里。多跟这些学者聊一聊，他们很乐意跟别人交谈。这个过程会带给你很多启发和动力。
如你所言，翻译中有些微妙的差别我可能无从分辨。但是我把作品拿给那些本土专家审阅，他们也帮我指出了一些问题，当然可能仍然有疏漏，但是我尽量避免出现类似问题。
观众：沃森教授您好，我来自建筑学院。我的专业并不是历史，但是很喜欢读历史书。在阅读过程中有一个问题让我感到困惑，就是历史到底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有时候我觉得历史是必然的，比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方国家侵略中国，很多仁人志士奋起反抗，救国救民，但最终失败。后来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建立了新中国。这似乎并不是巧合，而是历史选择了毛主席。但另一方面，拿宗教的例子来说，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谁也想不到基督教之后能发展成现在的样子。您觉得历史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彼得•沃森：英国历史学家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历史就是该死的事情一茬接一茬。这话没错，往往回头看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因为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谁也预计不到。但是我更喜欢的一个说法是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的话，我把这句话放在了书的开头。盖伊说：“忍受概括归纳也许很困难，但没有概括和归纳则无法想象。”我觉得确实应该尽可能去总结，寻找其中的关联。
从《思想史》的书评来看，评论家们最欣赏的一点就是综合性，也就是我对事件赋予的“形态”。我不认为哪种“形态”才是对的，但是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新的事实出现时，这些事实不会杂乱无章地进入你的头脑，而是会进入那个“形态”，记忆会更加深刻。比方说，如果你有一个对历史整体的把握，不管是来自自己的思考还是别人的框架，只要不是太离谱，在掌握新的事实时就会吸收和记忆得更好。所以我的建议是尽量抓住历史的“形态”，可以根据我的方法，也可以用自己的方法。
但是在看待历史的时候，不要只关注一个又一个独立的事件，尽量联系起来思考。考虑到多数读者的阅读习惯，这本书是按时间顺序来叙述的，就像一个连续的故事，而不是你刚才提到的一连串巧合。最后成不成功还得看读者，当然对读者来说，这也是一个挑战。要掌握历史的脉搏，需要进行整体的把握。
观众：为什么《思想史》的范围是从火到弗洛伊德？您是否有计划继续写一本关于二十一世纪思想的书？您会选择哪些思想？
另外一个，关于牛顿和炼金术，我的想法是牛顿沉迷炼金术并非不可想象的。炼金术是现代化学的前身，历史上物理学家同时是化学家的例子很多。但是牛顿的时期更早一些，当时现代化学还没有诞生，所以他去钻研炼金术，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彼得•沃森：两个回答。《思想史》的范围是从火到弗洛伊德，也就是到十九世纪末结束，我还写过一本《20世纪思想史》。两本加起来，正好到2000年。这是为什么《思想史》截止到弗洛伊德。为什么从火写起呢？是因为火本身并非一个思想，最早在地球上出现恐怕是因为闪电。但是早期人类开始用火来驱散野兽，或者烧荒垦殖。历史上不同时期对火的使用成为一系列非常有意思的思想，从烧荒开始到烹饪、制陶、冶炼等等。这也为刀剑锻造打下了基础。工业革命时期，人们又将火和蒸汽结合起来。所以整个历史过程中火代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
牛顿和炼金术的关系是凯恩斯的发现。牛顿被视为开拓了现代科学，但凯恩斯认为牛顿本身并不是一个现代的人，因为牛顿相信炼金术、命理学，也相信天堂不但存在，而且有一个数学意义上的形状。现在我们不认为这些是现代思想，这是凯恩斯根据那些文件研究出来，并在演讲中发布的成果。这个研究让牛顿的形象更生动，也让我们知道了他没有过去想象中的那么现代。同时，我们也发现历史并不是老生常谈，不断有新的发现涌现出来。这让我深受启发。
你问到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思想。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初期，要写入历史还有待时日。二十世纪开始，女性地位有了很多变化。遗传学方面也有不少发展，让生命变得更简单也更复杂。如昨天所说，我认为需要对平等和智力展开更多的哲学思考。关于智力的生物学理解一直存在争议。最近有两项研究，一项说聪明人的头脑拥有更大数量的神经元，另一项说智商跟基因有关。我认为本世纪也许会发现人与人之间更细微的差异。人们似乎更习惯于接受性别平等和种族平等，倒不是说谁对谁错，但我的观察如此。随着更细致准确的研究，对智力基因的深入研究，将消除一些过去的争议，但是这个问题也会变得更加复杂。
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数学领域正在快速发展。在我看来，量子物理学、人工智能和数学之间的交叉意味着数学家将发挥主导作用。这是一种概括的说法，但也是对问题的回答。我认为世界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量子物理学和数学之间的交叉。再比如，量子生物学也是一个前沿的科学领域。量子生物学发现，鸟类之所以能进行精确导航跟光合作用有关，追踪的是植物中的隐花色素。生命的本质是一个数字世界。数字世界是一场奇妙的革命，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很可能与此紧密相关。我希望这个回答对你有帮助。
观众：沃森教授您好，我的问题是，在1600年到1900年这三百年间，哪一年跟我们今天的时代最相似？
彼得•沃森：我觉得应该是十八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中，在英国德比郡建立第一家工厂的时候。这场革命不仅仅带来了思想史上的变化，而是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正如历史上各种新的动力形式不断出现，比如马作为新的动力，火作为新的动力，蒸汽作为新的动力，电作为新的动力等等。电子发现之后，我们现在正经历着电子革命，不然所有电子设备都不可能存在。
回到你的问题，我不记得具体年份了。但是在德比郡建立第一家工厂的时候跟现在很像，都是作为临界点，预示着新的开端。
胡翠娥：我也补充两句。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你的问题背后存在一个关于历史的假设，比如你觉得历史就像一个圆环。但是也有其他的理论，比如历史是线性的，或者是螺旋状的。所以我认为在回答你的问题前，需要先讨论这个预设。当然，如果不是进行理论的探讨，也可以不那么复杂。
彼得•沃森：我们在英国经常说，“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惊人地相似。”
观众：沃森教授，您好。我有一个关于历史学习的问题。高中学习历史等科目的时候，总是要求我们背很多知识点，然后做一些选择题和问答题来通过考试。您觉得这是学习历史或其他人文学科的好方法吗？您认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是怎样的?
彼得•沃森：我认为死记硬背日期的方法不好。日期很重要，但历史的全景也很重要，应该从历史纵览开始，先掌握几种概括的方法，之后再有自己的见解。我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学习历史的，为了考试学习是记不住什么的。当然有些人学历史有天赋，但对那些并不擅长历史的人而言，背日期不如学习历史叙事。
我不知道该推荐哪位历史学家。法国有很多伟大的史学家，英国也有很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法国年鉴学派？这是一个法国历史学派，但是作品都翻译成了英文。他们提出了著名的“长时段”概念。布罗代尔在其代表作《法兰西的特性》和《文明史纲》中指出气候对文明发展有重要影响。比如过去两三千年间季风的减弱导致印度和东南亚季风型气候地区的文明衰落。布罗代尔还研究了地中海在历史中的角色。地中海是一个东西贯通的陆间海，东西交通方便，因此地中海航海发达。又由于海上群岛地质构造不同，因此拥有不同的金属矿藏，为周边国家早起贸易打下了基础，经济发展进而推动了文明的进步。
这是法国年鉴学派研究历史的方式。如果有兴趣多了解一下，会很有帮助。因为从“长时段”来看历史，会得到较大范围的历史叙事。一旦有了整体的把握，就可以把细节放到叙事框架中，这样对细节和框架都会有更好的理解。我非常强调这一点，学细节之前要先把握整体。在读到新的细节时，不断思考整体框架，这将促进理解，让学习更快、更牢固。
观众：我想就刚才您提到的数字时代提问，比如互联网的发明等等。您对人类的未来有信心吗？因为我个人觉得，今天的互联网或此前的核武器是人类出于进步的目的犯下的美丽的错误。您怎么看？
彼得•沃森：我对特朗普没什么信心，但我并不为当下的形势感到特别忧虑。我从不认为朝鲜半岛会爆发战争。我认为中、朝、美都不希望看到战争。我觉得最近的摩擦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口水战。当然这是个人观点。我个人觉得中东问题要麻烦得多。
我来中国有一件事情印象深刻，也作为对你的间接回答。俄罗斯已经衰退了，几乎不再被人谈起，全球影响力大不如前。俄罗斯没有得过诺贝尔奖，不再出现伟大的作家和科学家。当然，俄罗斯出了不少黑客和核武器专家。但是俄罗斯不再掌握广泛议题的话语权，中国则更加强有力地在全球对话中发声。在某些方面，中国已经超越了俄罗斯。在我巡讲的此前一站中，也有人提到这一点。
六周前，我在华盛顿和美国政府里的一些人士见面。他们预计到2150年，俄罗斯将会崩溃，分裂成两个国家，俄罗斯西部归入欧洲，其余部分归入大中华。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政府人士的预测。
如果你看看地图，会发现中国北方边界是世界上最空旷的地方，盛产水、木材、工业钻石、石油、鱼类等，而且相对来说几乎是旷野。很多中国人已经在跨境生活。
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我并不感到悲观。我更担心的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我看来，很多人上网成瘾完全是虚度光阴。上周英国的一项调查显示，人们平均每周要花多达一天的时间在网上，主要是玩社交媒体等等。我认为人们必须学会如何生活和如何使用社交媒体，因为这会导致我们之前提到的大学生抵制不同声音等问题。在英国我们称之为“雪花一代”，因为他们听风就是雨，就像雪花一样，可能被吹到任何方向上去。我觉得这个问题比核灾难更值得担心。
主持人：可能还有同学想提问，但是在线直播时间有限制，所以我们就先到这里。沙龙开头沃森教授给我们展示了一小段中文，我觉得他讲得很好。这期沙龙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们采用了全英文的方式。组织的时候我们担心用英文可能会影响理解和交流，但现在很高兴地看到沙龙非常成功。这表明语言不会阻挡有价值的图书和思想找到共鸣。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彼得•沃森教授和胡翠娥教授跟我们分享《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这本重要著作的写作和翻译过程，感谢各位的积极参与，让我们共同期待今后的阅读沙龙。谢谢大家。
（彼得·沃森演讲部分转载自《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