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架轩读书沙龙第15期
从方法到系统：近代欧洲自然志对自然的重构
蒋澈《从方法到系统》
时间：2019年10月24日19：00——21：10
地点：邺架轩阅读体验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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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王巍教授
主持人：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我是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巍。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邺架轩读书沙龙第15期的活动，这次活动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蒋澈博士和徐保军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从方法到系统——近代欧洲自然志对自然的重构》这本书，这两位也是我的大同行，而且是我们科学史系的后起之秀。我们看到，他们都是非常地年轻有为、后生可畏。
蒋澈博士是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的博士后，他获得北京大学的数学与经济学的双学位，随后在北大哲学系获得了科学技术史的博士学位，而且他的博士论文还获得了北大的优秀论文。他的研究方向就是今天我们会重点讨论的西方博物学史，以及西方前现代科学史、西方科学史文献学和科学史编史学。同时，他也是我们清华科学史系科史讲座的实际主持人，这个讲座系列现在才两年多，已经办了近30期。他是今天分享的这本专著《从方法到系统——近代欧洲自然志对自然的重构》的作者，他很快也将成为科学史系最年轻的助理教授。
徐保军老师是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他也是北京市高校思政课特级教师，同时担任了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博物学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在博物学方面，徐老师是主任。我自己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徐主任的级别比我还高。他同时也是《中国博物学评论》执行主编。
今天这两个嘉宾可以讲是我们邺架轩读书沙龙15期以来，至少年龄之和肯定是最小的嘉宾。我们通常对自然科学会非常熟悉。但同时如果有一些科史哲的背景的话，可能会了解Natural Philosophy，就是自然哲学，我们可能听说过牛顿的那本名著，就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但什么是博物学？就是natural history，可能知道的老师和同学知道得不是非常多，今天我们正好想通过《从方法到系统——近代欧洲自然志对自然的重构》这本书来请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什么是博物学？这个在国际上来讲，在大的科史哲领域是一个学术前沿。
本次沙龙由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清华大学图书馆、邺架轩阅读体验书店、清华学堂在线、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在此也特别感谢商务印书馆，以及清华各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就把时间给本次沙龙的两位主讲嘉宾蒋澈博士和徐保军教授。
嘉宾蒋澈与徐保军对谈
蒋澈：我先说一下，首先特别感谢王巍教授、文素基地和邺架轩！刚才王巍老师说了我们俩比较年轻，我看了一下以前的邺架轩读书沙龙里面都是大人物，都是大学者，还有比较大的书、名著等。今天这本书是一个小人物写的一个很小的书，心里有点不自信。让我比较自信的是徐保军老师在。
我补充介绍一下徐保军老师，大家可能听过林奈这样一个名字，我们学生物的时候听过这个名字。林奈是一个很著名的生物学家，以前叫博物学家。徐保军老师是咱们国家的研究林奈的专家，有他在我自己心虚的成分就少一点。
嘉宾蒋澈
徐保军：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看蒋老师的书，受益匪浅。
嘉宾徐保军
蒋澈：我先解释一下，因为这本书确实是一本小书，它是我在北大哲学系期间的一个工作成果。也是新书，不太敢讲让大家读。今天肯定不会谈一些特别细节性的问题，想去和大家分享和聊的的确是刚才王巍老师提的这样一个问题：博物学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回答的路径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谈。
博物学在我们的近代的科学史上，它的地位究竟是属于什么样的地位？大家可能看到我们这个题目，叫“分门别类、从何而来？”这其实是我想和大家谈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博物学这门学科像是一门讲分类的学问，但是这个分类应该有一个历史的起源，我想和大家去谈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
首先，先和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背景，主要是学科背景，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不知道在座的老师或者同学听到科学史系这个名字会不会觉得陌生？它是一个清华大学新成立的系，是2017年成立的，还和其他院系去共建清华大学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在筹备当中。我这本书是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科史哲丛书中的一本。为什么要成立科学史系呢？当然有很多条理由，从我自己的理解来看，一个最为重要的理由是科学史学科最重要的任务是厘清科学观念和科学实践的发展史。这样一个说法好像比较平淡无奇，像是我们中学理科课本上一般讲完了知识，都有一个小小的框，讲这个知识是怎么来的。
虽然我们感知科学史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实际上科学史这门学科所处理的问题不是现在科学的一个简单的注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今天认为是现代的，或者现代科学的重要概念或者说观念是怎么样诞生的？如果我们把所有现代的东西、我们把这些合到一块，称之为现代性的话，其实科学史学科部分地处理了现代性如何起源的，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题目。
我自己的观点是从一个局部的视角，即博物学视角。刚才王老师说了博物学是natural history，也可以翻译成自然志或者自然史，今天我们叫做博物学，是为了顺口。
我的这本书是《从方法到系统——近代欧洲自然志对自然的重构》，先从博物学最基本的理解开始。什么是博物学？在国内我们常常用这样一套定义，对动物、植物、矿物，以及更大一点的生态系统，如果做一种宏观层面上的观察、描述或者分类的时候，这种活动叫做博物学。它常常被划为生物学史的一部分，今天我们找学科目录没有博物学这个学科，我们去上大学，我们去修课、选专业没有一个学科叫博物学，它已经是一个历史上的名词了。博物学它所代表的领域今天可能是属于生物学，还有部分是地学的。所以对博物学史的研究常常是生物学史下面进行的。
为什么我们非要提“博物学”这个词而不去提“生物学”这个词呢？因为博物学它涵盖得更宽泛一些，他可以描述一些自然知识，特别是前现代或者古代的知识，包括我们中国的对自然的描述或者认识都可以称之为博物学，这个更方便我们从历史上去讲故事，或者做叙事。
博物学的形式是怎么样的呢？讲完之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博物学是不是一个比较浪漫的事情？或者说一提到博物学，不知道大家在心里能想到的是不是一个比较亲近自然的形象？就像这样，我们去远足、去观察，身处自然之中天天搞一些花鸟鱼虫的事情。
博物学还能让我们联想到其他的事情，比如说这是伦敦的自然博物馆，这是一个很大的鲸鱼的骨架，博物馆，特别是自然博物馆。也是一个博物学生产知识、交换知识的很重要的场所。
如果再想一想博物学这个词，我们可能会想到的是一些植物，或者动物的标本。大家右手边的是一些昆虫标本，放到标本盒里，有人害怕昆虫，所以我没有放大。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有没有想到，这恰恰不是在亲近自然，而是把一个自然物移出它所在的自然环境。以及我们听到博物学可能还想到一些历史上的文本，一些让我们亲近的，或者说喜欢的文本，比如说中国古代的一些书，比如说《植物名实图考》，还有西方的博物学绘画，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博物学是因为有一些艺术性的，或者视觉性的东西在里面。
当然，说这些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件事情，博物学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打包在博物学的名下，那么当我们在谈博物学的时候，究竟在谈的是什么？有没有一个更根本的、标志性的东西能够把博物学的起源给展现出来。当我们讲清楚一件事的起源的时候，常常我们就理解这个事情更透彻一些，或者理解它的本质更细致一些，这是研究历史的人的根本信念。
博物学除了这些赏心悦目的层面，还有一些更理论的层面，比如专业一点的。今天研究动物和植物的人接触博物学，先接触到一些书籍、文本，这个文本上没有图，但是它代表了一种比较理性的探讨、思考、分类的尝试。
博物学的形象关乎到我们对博物学的基本理解，我自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也是一个博物学爱好者，这个徐老师知道。以前在学校里经常带着朋友和学生去看看动物、或者植物。过程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对话，比如说看到一种花，人家问我这是什么花？我解释一下这个是海州常山，或者是其他的物种，可能会附上一些学名。还有人进一步问这是什么科的？它的分类地位是什么？我们会大概解释一下。这样一个情景我不知道大家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假如这是博物学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相信我们应该知道一个动物的，或者植物的名字？我们知道它的分类地位，就是自信满满地好像觉得认识了这样一种植物或者动物，问完这样一个对话之后，很多人就不会再去追问了，像“你再给我讲讲这个东西的习性”这样的问题，他就不会去问了，他很满意地点点头就走开了，然后再开始下一批问题。
但是我自己的脑子里面就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我们为什么非要知道一种动植物的名称和它的分类呢？我们为什么相信这是一种值得知道的知识呢？这样的知识它在源头上是起源于哪里？这显然就涉及到我们的学科或者专业——科学史。
最自然的问题是：人们是怎么对自然分类的？最早起源于何时？如果问窄一些，以西方为代表的那一部分知识体系，什么时候对自然做分类的？这可以有很多回答，最宽泛的回答是：人们早就对自然物做分类了，但凡一个人活着、但凡有文明，只要去命名一个东西，花鸟鱼虫，就已经对自然物在做分类了。在探讨中这种分类学叫做民间分类学，英语叫做folk-taxonomy，民间有很多分类学，这种分类学并不严格，它并没有把它划分得很清楚。民间自然分类学常常伴随着同物异名、异物同名，各个分类类群之间的交叉、含混等。
如果谈的是理论意义上的分类学，明确地意识到有一种需要，我需要先做一个筹划，我对自然物一定要把它们分清楚，这种理论上的分类学始于何时呢？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很早，在古希腊的时候，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他们就开始对动物做了一个分类。是不是这样的？根据我们科学史界最近的研究，好像不是。我说古代的哲学家确实对动物做了一些划分，比如说亚里士多德把动物分为有血动物和无血动物，也就是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但是他没有分类学的设想或者构思。比如说亚里士多德去分类，并不是得到一个分类体系或者分类系统，只是得到一种动物的定义等等。
另外一个回答是：分类学这种思想是起源于近代，它是一个近代人的发明，古代从来没有一种东西叫做分类学。近代以来人们的脑筋慢慢往这方面转了，这方面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福柯，可能有人读过他的书《词与物》，其中他认为分类学代表了一种近代人的思想模式。他原话比较绕，我简化一点。这个模式就是对一个东西进行抽象地分类、摆置，它非常像数学的运算，和代数学、政治经济学等等处在一个大的思想潮流之内的。如果照他的想法，分类学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近代人才去构想出来的东西。
我自己是比较相信这一点的，在我们谈到关于自然物的知识的时候，如果从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来看，确实没有哪个古代的学者像近代人一样那么热衷于对自然物做分类。我们今天谈到的博物学的形象，熟知的博物学的活动，包括认花，认植物，认鸟，认植物，我们追求命名，追求分类的知识形态可能都是一个很晚近的产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可以确定在这样一个时间内，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到18世纪，18世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卡尔·林奈这样一个重要的生物学家的时代，这个时间节点内发生了什么事情？
首先，有一大批欧洲博物学家活跃于欧洲各地，从南欧的意大利到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这么多博物学家他们做了什么呢？为什么这是对自然的观念转变最大的时期呢？
我们看看文艺复兴时期的博物学家做了什么事情？有些图大家看到怪里怪气的，例如文艺复兴时期博物学记录的海怪，海洋中的怪物。文艺复兴时期的博物学家首先是爱看书的人，现在的博物学家好像是应该从自然中观察动物、植物等，但那个时期的博物学家常常是自己翻书的，找古书中的各种记载，他们对待自然还是以文本为优先的策略。而且他们不一定记载真的东西，即便做了观察，他们所热衷的常常是记录一些怪物。他们对于传闻看得很重，这些外面的街头巷尾人们谈的有一个什么样的怪事、有一个什么样的怪物，他们非常爱记录这样的事情，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博物学家很典型的态度。
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本草书，这样的书里会记载很多偏方，很像我们中国古代的本草书，或者医书，也掺杂着很多有些是事实、有些是幻想、有些是传闻的东西，这样大杂烩一样的知识。
突然之间，在大概一百来年的时间内，我们所熟悉的博物学立刻换了一副模样。例如林奈对植物的分类，在原先的大杂烩体系中产生了一种秩序。还有林奈关于动物做的一个分类的表格。好像博物学一下子变成了一门理性的学问，就像是其他自然科学中出现的事情一样。可见在这样一个阶段内，我们可以把它标志为分类学诞生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这时候的欧洲博物学家当他们开始从无到有地对自然物、对动植物做分类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来做自己的工作的呢？这个问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
首先一个事实，就是他们把自己的分类学的工作用了一个很怪的词，翻译过来叫做“方法”，当时他们叫methodus，就是做一件事情之前先想好这个事，想好做研究的方法。他们把一种自己的分类方案、分类图示，就叫做拉丁语的methodus。而类似的词我们叫做“系统”，我们叫做system。但在过去，这个叫做“方法”，这样一个词让我非常感兴趣。
我们看一些例子，如果我们去翻从17世纪到18世纪关于生物学的书，我们会发现在很多书的标题里，当博物学家想要做分类的时候，他们都用methodus，或者“方法”这个词来指称。像这是一个关于苔藓的生物学著作，它就是用的拉丁词“方法”。
在我们东亚世界，当我们中国和日本人去学习西方的博物学时，这样一个学科对于我们来说是新的，对东亚来说也是新的，我们怎么翻译做分类学工作的尝试呢？我们也是用的methodus方法这个词，这是日本人翻译的一本书《植学起源》，这个是一八三几年的书，这个时代的植物学就是今天上学学植物学的时候学的那套西方的植物学，只是形式更古老一些。这里面谈到植物学做分类的时候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他用了一个音译的词叫“默多德”很显然就是methodus，“方法”。我们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默多德”这个音译过来的词就是method，“方法”，它来源于古希腊语的methodos，这个词是一个合成词，它是一个介词meta，即“在什么什么之后”，和“道路”一词合在一起，也就是“在道路之后”。实际上原意上就是说沿着一条道路进行行进或者追寻，我追一个什么东西，我去追了这件事情叫做methodus。引申一下是对某一种知识的探究。后来这个词进入了拉丁语，再后来变成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英语、欧洲语里面的method。
我们先不管后面所有的博物学等问题，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简简单单的词来看，在文艺复兴时期，其实有一大批学者特别爱谈methodus这个词。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古代意义上对某一个东西做追寻的事让他们特别喜欢呢？因为他们发现这个词可以完美地起三个作用来帮助他们去理解一件事情：首先，他们认为一种methodus，即所谓的一种“方法”，应该可以作为研究的工具；其次，沿着道路去追寻，这个道路它像是一个比喻，我们可以去在教学中用这个次序去行进，这样一种教学法意义上的次序也叫做methodus；第三，我们得到了知识，我们需要去记，记也应该有一个methodus，或者说“方法”来帮助我们。所以在文艺复兴时期很多学者愿意谈methodus，是因为他们有这三方面的需要，这方面的需要打包成一个词语来指称，他们就选用了来自于希腊的methodus。我们如果看中世纪，或者古代的哲学家的著述，他们并不像今天后世的、近代的哲学家们那样非常频繁地使用“方法”这个词。今天我们认为凡事都要有一种方法，有一种路径去帮助我们做某件事情。
这种观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来自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特别在意methodus，这个东西应当是快捷和简便的。说直白一点，他们是很怕麻烦的一群人，所谓沿着道路进行追寻，在他们看来这个道路应该是一个最短的道路，是一条捷径，这个是他们在methodus一词下的理解。也就是说当近代的博物学家他们用methodus称呼自己工作的时候，他们所想到的其实是这样一些观念，是我们在这张幻灯片上所看到的观念。
他们实际在做什么呢？文艺复兴时期的博物学家做了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他们像今天的博物学家一样做文本上的操作，有记录、有描述。他们还发明了一些今天我们非常熟知的东西，比如说博物馆、植物园，还有我们学植物学的时候一定要做的植物标本。
先说说博物馆，博物馆是真正把自然物摆到一个空间里面去展示，把这作为一种流行的做法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图中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因佩拉托的收藏室。这种收藏室其实就是后来的自然博物馆的雏形。那个时代大家喜欢把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把所有的东西混杂在一起去展示，像这里有贝壳，有非常大的鳄鱼，当时人们特别希望这样一种很缤纷的画面。
除了博物馆是他们特别喜欢的场所之外，他们还特别喜欢植物园。花园这种东西很早就有，但是把各种植物有意识地放到一起，作为一个教学和研究的场所，这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发明，一般产生于大学、文艺复兴时期里面的大学的医学院。
同样还有一个发明，就是标本，把植物压在纸中间，把它作为一个我们可以时时去研究、去查看的东西。这种起源很有意思，把植物压着，压到纸中间，这个看起来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可能大家都能想到。但是它真正出现的时间很晚，到16世纪的初期才成型。有可能是过去的一些材料不足够这样做，像过去书写常常是草纸或者是布，这个东西非常柔软，不适合固定植物，如果要固定植物就要用皮革、用皮子，但是皮子又比较贵，不可能为了几根草、几株花，你杀一头牛、杀一头羊，这是一般人想到也办不到的。我们今天想到用纸，我们今天做植物标本的叫台纸，有了这样一种纸，植物标本才成为可能。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不太有名的植物学家做的标本。
说这些东西是为什么呢？这些东西有一个很大的共性，就是说在空间上把一些自然物收集到一起排列位置，去摆置它们，成了现代博物学家的基本经验，几乎所有的博物学家对这些都是熟悉的。
我书中写了几位博物学家，我讲几位比较好玩的。我们按世纪做一个年代的切分，16世纪有两位很重要的博物学家，他们实际上也是在西方头两个对植物做真正意义上分类学研究的人，一个是切萨尔皮诺，一个叫做扎卢然斯基。到了17世纪有一位约翰·雷，18世纪就是林奈。这部分因为涉及比较多的细节，我只给大家讲一讲刚才提的那个问题，也就是“分类学如何起源”最有关的东西。
我们先讲一讲切萨尔皮诺，切萨尔皮诺这个人的名字一般植物学家都不会提，不像林奈那样。事实上他是第一个对植物进行分类的西方的植物学家，他是一位意大利的医师，也是一位哲学家，写过不少哲学书。他在1583年写了一本书叫《论植物十六书》，有16卷，这是一本非常枯燥的书，一个是因为篇幅大，有700页，再一个是因为非常“无聊”，没有今天我们所想象的植物的图像，都是密密麻麻的字。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他为什么要做分类？切萨尔皮诺本人是一位哲学家，而且是一位思想很老派的哲学家。我说思想老派是指他是一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或者是一位中世纪思想的残余人物。他做植物分类并不是为了教学上的简便，他写《论植物》这本书的时候，他要做的并不是拿这个作为一本教科书让你们非常快地学好，而是为了一些植物的本性，这里有关植物灵魂的讨论，我不细讲。他的分类乍一看非常朴素，先把植物分成树和草，再根据植物的结实器官再做后续的植物分类。如果我们看16世纪、17世纪博物学家写的书，会看到几乎所有的博物学家，所有认真地做植物分类的这些人都会提到切萨尔皮诺。这个人对植物分类的探讨仍然是一种哲学家式的探讨。
但很快这种做法就被取代了，取代或者说反对切萨尔皮诺的人叫做扎卢然斯基。这个名字大家知道得更少，这是一个波希米亚，也就是今天捷克的一个医师植物学家，当时在查理大学任教，还担任过系主任。他本人可能考虑教学上的便利，在17世纪出了一本书叫做《草木学方法三书》。我看到这本书很惊讶，他是第一个在植物学书的标题用了“方法”两个字的人。他给“方法”下了一个定义，他把一种概念分延到最近的种，直到达到某种分配的极限。
例如我们看到的叙述方式是中世纪的人，是古代的人，还有在扎卢然斯基之前的人最熟悉的一种论述的方式，写书就是一句话一句话地写，讲完了A，我给大家讲一下B，一直在那儿讲。但是扎卢然斯基觉得这样讲讲不清楚，他觉得应该像右边的图那样，先从概念A开始，把A分成两半，或者把A分成几个部分，有B、有H、有I，接下来再分类。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当学生的时候，比如说读中学的时候，或者我们现在读本科的时候常常要做知识的总结，这个时候老师会给你们画张图，给大家画张图时先画一个大括号，再分几点。这个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扎卢然斯基说这是一种去学习的最好的办法。
他本人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在他《草木学方法三书》那本书中有一页，他非常严格地做了这样一个操作，他和前面的切萨尔皮诺的方法不一样，不仅在于他对植物的分类的具体的分法不一样，也在于他们呈现的形式不一样。过去那种传统意义上哲学探讨式的一句一句这样一个时间的叙述一下被解放成了空间的图表，这是他对风信子做了分类，是他在教学上的呈现方式。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样一种划分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他永远是二分的，我们仔细看一下各个大括号底下的项目，只把一个东西分成两半。比如说风信子这一类植物可以分成两类，两类中的一类又可以分成两个小类，这样一直分下去。这在思想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呢？有一个专门的哲学史上有一个词叫拉穆斯主义，拉穆斯是一个人，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和过去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不对付。过去中学里都学过“三段论”，这是最典型的亚里士多德的套路，要做论证、有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这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很重要的一点。但是拉穆斯这位法国学者认为这样做很麻烦，我需要的并不是这样不断演绎的知识，我需要的是能够把知识体系化并迅速地组织和呈现出来的方式。所以在当时很多教学中常常采用他的观点，或者和他相近的观点，也就是把各类知识给画成一个树形图，这种树形图的划分一般采用的是二分法，这也是扎卢然斯基对切萨尔皮诺分类所做的最重要的改变。
他的想法很简单，分就完了，一切都是一分为二，再把小的一分为二，他认为这样是学习知识最有效的方法，他不去设计一些抽象、无用的推理。这样一种思路其实是被后来的博物学家几乎是非常普遍地给继承下来了。其中的一个代表就是我们马上要谈的、生活在17世纪的分类学家叫做约翰·雷，他是英国人。因为他是英国人，所以英语世界的学者非常推崇约翰·雷，常常把约翰·雷认为是一个科学革命时期对于博物学贡献最大的一个思想家，或者学者。
约翰·雷它主要的著作叫做《植物学新方法》。这里又出现了“方法”这个词，那么这个词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是一种图表，约翰·雷和扎卢然斯基前面的做法一样。在扎卢然斯基那里，他想去构造方法的时候，他就是去构造那样一种树形图。那么约翰·雷同样也想做这样的操作，想构造一种拉穆斯式的图表，用大括号做划分，主要是二分。
但是有一件事情可能和扎卢然斯基、和一百年前的事情不一样，就是植物已经太多了，在约翰·雷的著作中至少记录了一万七八千种植物，同样的植物的数字过去在切萨尔皮诺那个时代可能还是一千或者几百种，大概一千五百种吧。面对着膨胀的植物的种数你怎么样画一个图表？太难了。大家如果把自己想成约翰·雷的话，一定会被这个问题所难住，你必须去考虑一些原则性的问题，首先就是我做这样的图表能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达到什么样目的？约翰·雷受到一个很有趣的思想的影响，如果能把这么多东西都做到一个图表里，事实上我们就可以把一切事物都以视觉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普遍的、精确的文字。我们今天说的话，可能有很多意义重复的词，可能有两个词是一个意思，但是我们用不同的词语把它表达出来，这都是自然语言的累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一种分类学的方式把一切事物都表达出来，我们用的其实是普遍的语言，这个思想还是很好玩的。
具体去构造这种普遍语言的时候，需要画多少层树形图呢？画多了不太方便，画少了信息又很少。约翰·雷本人的一个合作者曾经讲，我们不要画得太复杂了，我们画六层，或者最多不要超过九层，但是我们显然知道，这样能够容纳的信息量是非常有限的。约翰·雷则认为不应该去设定这样一个限制。
另外一个问题，需要根据什么来画图表，具体到植物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创造一种足够精确的语言，我们先要有一套足够精确的基本词汇。这个基本词汇意味着我们需要先设定一个植物学的术语表，以此来作为构造图表的基本依据。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植物学中所熟悉的、学植物学都要学的一堆原理。这些原理比如讲植物的形态学、植物的生理学，我们要给出一套一套的术语。约翰·雷那里，这是作为一种准备性语言而出现的——在做图表的时候，有哪些特征是最重要的，或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呢？约翰·雷在面对着一万多种植物时，并不想给大家做一个限制，他觉得只要视觉上最容易观察到的形态学特征，或者但凡你觉得它是一个足够清晰的特征，都可以作为分类的依据。对植物的分类学工作不需要卯定在某一个器官上，这一点听起来平淡无奇，但只要一比较，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和切萨尔皮诺很不同的做法。切萨尔皮诺特别关注植物的结实器官，后面的林奈也是，他们认为植物的分类学只应该从结实器官去找分类的依据，但是约翰·雷不是这样想的。
此外，约翰·雷在面对那么多种植物去构造图表的时候，他所遇到的方案其实非常地多。在他自己写的书里的一段话，他说对植物做分类有很多种，或者说，排列植物有很多种方法。首先根据地点的不同就可以分，比如说有的在河边、有的在北方、有的在中国、有的在欧洲。第二种，比如说能吃的是一类，不能吃的是一类，吃了会中毒的是一类。第三种是根据形态来划分，他本人选择的是根据形态来做划分的路径，他认为这样最能反映植物之间的所谓“亲缘”的关系，能够把在种类上相关联的植物放到一起，把不同的，或者说异类的植物给划分开来。所以我们回到刚才的这套构造图表的办法，我们会看到实际上约翰·雷他想要对植物做分类的时候，他选择的所有的特征都是有关植物形态的。
此外，他的选取的植物形态特征也是多种多样的，叶、花、果实、种子、茎、干都有。他所做的分类是什么样的呢？有点像扎卢然斯基所做的，但是约翰·雷的规模要庞大很多，这是他早年和他的一位合作者做的植物学的表，这里的括号已经安排得很密了。坐在远处的同学不一定看得清楚，他是把植物先分成两类，每一类再去做划分。约翰·雷的写作有一个特点，包括他后面写的《植物新方法》在内，他的书很难翻译、很难排版，因为他的书都是由特别长的表格来构成的，这是他的一个表格，一页放不下，叠了很多很多子目，这是他的习惯做法。
大家可以想一想今天的分类学著作会这样吗？今天去查一本关于植物的书，它肯定不会采取这种形式，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形式是怎样来的呢？这要说到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人物——林奈。
林奈是瑞典博物学家，我们从中学开始就对他比较熟悉，地位有点像牛顿在物理学中的地位，他自己最主要的著作叫做《自然系统》。前面的著作都叫什么什么“方法”，到了林奈他把这个词换成了“系统”，这是一个观念上的转变。这个观念的转变很巨大，人们把林奈称之为“分类学之父”。一直到19世纪有很多植物学家都恪守着林奈这套植物学分类方法。
在林奈看来，自然物的领域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当他用“系统”这个词称谓他的工作的时候，他想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先看一看“系统”这个词，拉丁语叫systema，英语叫system，这也来自于古希腊语，是由一个介词sun和一个动词histemi“站，立”在一块组合成的，也就是站在一起的东西，或者并立在一起的东西叫做systema。在古希腊的时候systema这个词指的是这样一个东西：它由多个部分构成，但本身却构成了某种整体，说起来比较含混。这个词用在哪儿呢？其实更多的时候用在所谓的数理科学中。在古代，音乐其实是一门数学科学，讲的是各种音之间怎么样构成一个和谐的关系，比例应该是什么样子？在这样的学科中system，或者拉丁语的systema这个词是经常出现的。到近代这个词被用得更多了，比如说在天文学上会讲systema mundi这是拉丁语，意思是“世界体系”，或者说“世界系统”。我们知道伽利略有一本书就叫做《两大世界体系之间的对话》，讲的其实就是两种天文学模型，systema这个词常常是用在这样一个语境之中的。
那么它和“方法”的区别在哪里？前面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工具，为了更简便地了解一种东西，而systema更偏向于理论性，被称为systema的整体常常是由一个特定原理所支配的。在林奈看来，自然就应该构成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系统”。
在这样声称的时候，林奈反对扎卢然斯基、约翰·雷那种画图表的做法。他是怎样批评的呢？他说约翰·雷那种二分法是一种任意的二分，或长或少，分多少步是完全不确定的，比如说有的类群物种很少分一次就够了，有的种类非常多，你可能要分10次或者20次，没有一定的规范。林奈认为所有的系统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分类阶元，这构成了所谓林奈式系统的一个特征。所以说在林奈看来，博物学家应该追求的不是那种散漫的、随意的方法，也就是那种图表，而要追求一个严整的、今天意义上的分类系统，而且他提出了一个“自然系统”这样一个理想。
他做了一些论证，他说“系统”这个东西比我们所有人所能想到的东西都更自然，因为不管在地理上，在日常过日子，在人们组织军队时，在我们的哲学思考中，都是按这个阶层固定的阶元来思考问题的。此外，信息量也比二歧式的图表要大，我们画一个二级式的图表我们分了五次也只能分出32种，但是如果我们是做系统式的划分，假使每一个纲目属种每一个里面都分出10个子类，我们分五步出来所能分出来的是一个十万量级的非常庞大的数字，所以他说系统优于“纲要”，更能有效地管理我们所知道的信息。
我们前面说的是林奈会认为自然界的自然物就应该是这样一个内嵌有类阶元的自然物的集合，那么自然志也同样顺理成章地应当以分类学为核心，揭示自然中的秩序。这里他认为需要有一种东西来规范自然志的写作，这个东西叫什么呢？他挪用了我们前面说的“方法”这个词。这里的“方法”不再是曾经的图表，而是一种起指导性作用的规范和步骤，也就是我们今天想说的研究方法、写作方法的这个“方法”。林奈本人确实是这样想问题的，他在《自然系统》这本书的前几版里总是附有一个小小的文章，这个文章就叫做“方法”。
林奈说只要按照我这个“方法”照方抓药就可以写出一个非常好的自然志，这种“志”不是一种分类的著作，而是一种关于某一种具体物种的论述。这里林奈是想把过去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大杂烩式的志书完全替换为以分类学为核心的、描述的程序，或者步骤、手续。这个不细讲了。在林奈看来，一个对自然物最恰当的描述应当先讲这样的几点——先是名称，再是分类阶元，再是用途，林奈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翻阅任何一种关于动物或者植物的书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会受到这样一种博物学写作的影响。
小结一下，分类学是怎样起源的？是什么？最初只是服务于教学、记忆的权宜之计，我们把它叫做“方法”。后来变成了一种博物学要必须去探索自然秩序，这个我们叫它“系统”。从此以后，在所有人的脑海里，大概自然就变成了一种内嵌着分类阶元的自然物的集合，世界变成了一本画着格子的自然之书。但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所有的这些过去的经验都没有白白地浪费掉，我们过去构造的方法的图表的记忆，在今天成为了我们生物学分类中的检索表。我不知道大家在学生物的时候有没有用过这样的检索表，今天去查一个动物属于哪一个种，常常会用这样的技艺。比如说先看编号为1，最上面两行，有这样几个蝴蝶，我们先看它的特征，后翅是大还是小，如果是大我们按照这个条目看到2，如果后面是小，我们看到4，这样再一直查，最后查到我们所需要鉴定的物种，这样更近似于文艺复兴时期约翰·雷或者扎卢然斯基他们所做的工作，只不过不再是画着大括号的图示，而是一种文字检索的工具。
前面讲的都是这本书探讨的主要的问题，大家如果再看国内其他书的话，比如说可以看熊姣老师写的《约翰·雷的博物学思想》，还有徐保军老师翻译的、很优秀的《林奈传》，这是我今天先跟大家介绍的内容，下面请徐老师介绍。
徐保军：我最近一直在看蒋澈老师的《从方法到系统——近代欧洲自然志对自然的重构》。我博士论文作的就是林奈，我写的时候碰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我要看拉丁文献，后来我找了一个捷径，刚才说“方法”是捷径，拉丁文如果要看很多的话特别困难，尤其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比如说你要追溯像切萨尔皮诺、图尔内福，后来我开始研究林奈自身的言作，比如说哲学之类的。最近我在看蒋澈老师的书的时候给我非常大的震撼，刚才在吃饭的时候我说我看你这本书看得特别累，第一是涉及到太多内容，第二我觉得写这样一本书你如果全是英语还好，我估计绝大部分早期的文献应该是没有太多英语。拉丁文基本上要一点一点看，如果重点谈前期的话，大概知道一些熟悉的名字。但是比如说今天我们提到的从“方法”到“系统”，“方法”跟“系统”之间的区别。我之前没有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思考更多的是我发现我们在谈林奈的时候，他是1707年生的人，1707年有个更大的背景是什么呢？央视拍了一个纪录片《大国崛起》，说整个世界从民族史转向世界史。民族史转向世界史随之带来了大的影响，像博物学，刚才蒋澈老师提到的。之前你更多的只需要局限在你的植物园里面，或者药草园里面，对这些植物进行分类就可以了。但说到了约翰·雷的时候，忽然之间英国在全球拓展殖民地，而博物学充当了另外一个角色，不单单是今天的老师像教书匠一样，在办公室里，或者在清华的植物园，看看花草进行分类。更多的还有一个功能，我们是不是要为帝国的扩张服务？我其实当时是更多的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看林奈思想的传播，包括林奈的“系统”。我们看银杏的时候，都知道它有一个拉丁文的学名Ginkgo biloba。今天你发现一个新的物种，你要进行命名，用什么样的方法，取什么样的名字，用什么样的描述方法，这些都是有原则性的。当然更早之前，我一直的理解都是好像每个人都想建立一套自己的系统，都想通过这样一个系统来彰显自己对自然秩序、世界秩序的理解。这是今天我看蒋澈老师这本书的时候，包括听他作报告的时候给我纠正的一个误解吧。
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难道早期的比如说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中世纪还停留在跟中国有点像的水准，比如这次博物学文化论坛的时候，有人搜索了一些中国的内容，除了正常的动植物，还有志怪、海怪。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你看达芬奇画的话，你发现他画的动植物已经是画得能够鉴定到物种的层面。这个时期的分类学家，难道他们就没有这样一个想法，建立一套自己的秩序？比如他们的方法跟后期林奈的“系统”之间真的有从“方法”到“系统”这样的一个差距吗？
蒋澈：我特别感谢徐老师提这样一个问题，我先说说我的感想。
首先，徐老师前面讲他之前比较关心像林奈，及其他和后面的这些像殖民、帝国这些主题，但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研究近代的博物学说的是一个事情。博物学这样一种学问是怎么样进入现代性，或者说如何内在地成为一个现代性的一部分？这点我也有必要提一下，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博物学爱好者，包括我们自己，都容易把博物学想象成一种特别田园的，特别注重感性的，这样一种非常有诗意的浪漫的学问。
徐保军：还有一个阿卡狄亚式的、像刚才蒋澈老师说的田园牧歌，天天在园子里溜达一下，看看花、看看鸟，然后赏花赏叶赏秋香那种。但另外一种是为侵略扩张、帝国扩张服务的博物学。
蒋澈：讲那样一种想法的话，我确实可能有这样的博物学倾向，但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博物学实践，在社会层面上，它常常像是徐保军老师说的，它是在欧洲的政治军事扩张中伴随着的知识上的扩张。在它思想的方法层面，它其实是一种非常严格的，有点近似于我们所说的数学式的学问一样，它同样是被科学革命的巨大的浪潮给裹挟到其中的。在社会的功能方面，以及它内部的方法和概念的方面，我感觉博物学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现代的产物。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跟徐老师有相当大的共识，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自我否定。我和徐老师，以及很多国内对博物学感兴趣的人，之所以被博物学吸引，好像是它提供了一种逃避开现代社会及其弊病的一个出路。
事实上像我自己，可能是越去深入地看博物学，就越觉得它好像反而逃不开现代性的一个魔咒。
徐保军：在某种意义上，我最初的时候，我刚开始跟刘华杰老师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们对博物学的理解是看看动物、看看植物，非常亲自然的一个学科。后来我去耶鲁大学交流之后我发现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第一，博物学涵盖的范围跟我最初的想象不太一样，如果更早期的时候，你发现天文、地志、动物、植物，甚至一些神话传说，包括地震、山崩海啸，在西方的natural history里边都会记载。而到了近代，我们发现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博物学之所以能够在18世纪，有一种说法叫博物学的世纪，之所以成为一种潮流，它并不是田园牧歌式的，相反它是反田园牧歌的。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另外一个层面，也就是西班牙当年占领美洲的时候，他派了大量的博物学家去考察，他们给政府的建议是什么？我们抢夺美洲的黄金白银总是有尽的，就是有穷尽的时候，但是我们通过博物学的方式把当地的动植物给引进到欧洲，然后把这些动植物都驯化过来，那么它将是我们未来能够称霸全球，给我们提供源源不断动力的一种比黄金白银更重要的一种手段。
事实上如果你们看从16世纪、17世纪到18世纪，这种观点是非常普遍的。这也是沃斯特在他的一本书里做的一种分类，首先他把林奈作为帝国博物学的代表，这个我最初非常想写一篇文章，批一下沃斯特这种思想。我发现林奈的思想之所以在欧洲非常流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它非常简洁实用。其次，当时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做法，无论是英国的还是西班牙的，还是德国的或者哪个国家的博物学家，出去考察经常会带一本书，这本书就是林奈的《植物学哲学》，它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方便我们更好地辨别动植物，这给我非常大的冲击。
还是回到刚才的问题，林奈他可能是迎这个时代大潮而生的一个人，他正好赶上了这个风口。另外一个层面上，我之前因为没有系统看的时候，会隐约觉得他们当然很有自己的方法，当然也有可能会不会也在试图建立一个自己的秩序。像法伯曾经提到的亚当可能给世界万物命名，然后进一步将其解读为解读说人类对世界的掌控的合法性来源，同样约翰·雷也好、切萨尔皮诺也好会不会有这种雄心壮志？我知道林奈是有的。
蒋澈：这个事情我自己比较相信，任何一个人要做分类，肯定脑海中大多模模糊糊地是想构造这样一个秩序的。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有点体会，我想对某些事物做分类的时候，我肯定是觉得我分完了这个东西就应该是这么分的。这个“应该”好像就是在认为这属于事物客观秩序的投射。
我自己关心的问题，是说这样一种最根本的、很朴素的思想，当然可能每个人都有，关键是这个东西是怎么样被表达出来的？我们发现所有的人，从约翰·雷到切萨尔皮诺，这个时间段的人物，他们常常会用一种修辞，就是说“我们要把相同的东西放到一块，不同的东西放到一块”。那什么决定它是同还是不同呢？不是他们后来分类系统中比较的那些，是他们自己脑海中有一个想法，人应该和猴子放到一块，不应该人和鱼、或者猪放到一块。这样一种已经存在的观念，指导着他们去做任何的分类、比较、划分，甚至包括检索，这样一整套实践背后的很根本的基础。
不过这样一种东西是怎么样被表达出来的？它是作为一种像林奈自然系统式的理想？还是说一个博物学家虽然有这个想法，但是他觉得不重要？“这个事情我想想就罢了，我觉得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还是给我的学生提供一种考试复习能用的一本参考书。”
我自己往深了想，可能有一个生物学哲学的问题吧——王巍老师可能知道——有一种分类学背后的东西，当然这个东西今天应该聊不到那么深。但我觉得徐老师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一个信念、一个关于分类学的信念是是真正地诞生的某种比较根本的分类学的筹划，这样一种事情的起源，这个起源兴许不一定是我在这里以概念形式所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起源。
徐保军：我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林奈大的背景，跟你刚才讲的比起来显得肤浅一点。
蒋澈：我没有听徐老师专门讲过林奈，从某种意义上他是告诉我们林奈之后的博物学，我讲的是林奈之前的博物学大概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徐老师讲的是林奈之后的博物学，就是今天我们人们所能接触到的博物学知识，它大概是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徐保军：像刚才说的，我确实看到林奈诸多的拉丁语的时候我有点头疼了。后来更多地从整个社会大背景，今天大家对于太专业的词也好，或者说概念也好，听多的话可能稍微累，我取了一个轻松一点的题目，比如说自然秩序/科学命名背后的爱恨情愁。
在谈到林奈的时候，刚才蒋老师也说了，从“方法”到“系统”，林奈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特征，是他建立了一个“系统”。但“系统”某种意义上来讲，它等于是给自然建立一个秩序，他一大贡献试图把自然的万物都纳入到这样的秩序里面。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博物学的时候，其实博物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它最辉煌的时期是在什么时候？我觉得应该是18、19世纪，提到最辉煌的时期不可避免地会提到两个人，一个大家知道更多的是达尔文，我们说达尔文至少从知名度上来讲应该是博物学家中的第一。知名度第二的很多人不知道。关于研究人物文献最多的达尔文是第一位的，第二位其实就是林奈，林奈意义在于什么地方呢？林奈他1753年的《植物志种志》，还有1758年的《自然系统》是今天动植物科学命名的一个起点，包括我们提到的双名法都是来自林奈。另外一个层面我们也在思考，林奈是1707年生的人，为什么这个时期博物学就忽然发展了？我在英国看到一个说法，说一个学者把博物学称之为18世纪最根本的，我还跟杜伦大学博物史的人在讨论，在十年前我们很少去提及这一块，如果是一个重要的位置，为什么没有人做呢？那个老师的想法跟我们的动物学、植物学密切相关，它可以归到博物学里面。
按照我的一个角度，我感觉博物学当时之所以发达，有几个动力。第一个药用价值需求，这不用说了。最早林奈他先去伦德大学读医学，后来在那儿读了一年后发现师资配备太差，全是自学，后来跑到乌普萨拉大学，到了乌普萨拉大学以后又发现医学师资配备依然不行，但是他学的还是医学。那时候欧洲也流行去镀金，就像我们今天经常去海外镀金，他大概远涉万里跑到荷兰，花了7天时间拿了博士学位。更重要的一点是林奈在荷兰期间开始受雇于当时的一个富商、大庄园主，就是克利福德爵士。我们今天形容一个人特别牛、特别有钱，就是有跑车、有大别墅、大房子，有各种各样别人没有的。当时人类都有一个共性，当时那些贵族也好、有钱人也好，他们的一大炫富的手段是什么呢？我有一个大庄园！这个时期整个世界开始逐渐走向世界史，欧洲的触角开始伸到世界各地，从非洲到美洲、亚洲。而这时候克利福德庄园在当时的欧洲来讲也是非常有名的，林奈正是在这个期间接触了大量的动物、植物。其实蒋澈提到一本书，林奈有专门关于香蕉的描述。你知道欧洲第一棵人工培育出来的香蕉是谁培育出来的吗？是林奈。林奈帮爵士培育出香蕉之后就寄到法国：看吧，我们用人工培养出来的香蕉，牛吧？你们做不到。而据说瑞典皇室吃的第一批香蕉也是林奈培育出来的。博物学当时慢慢地成为社会的时尚、成为文化流行。很奇怪的一点，18世纪英国影响最大的博物学家不是英国人，而是林奈。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商业价值需求，当时大家也会在想克利福德庄园，除了有动物、有植物，除了炫富之外还能干吗？其实还有一个经济价值，比如说如果从深层次讲，物种引进驯化。从浅层次讲，大家相互劝说的一种手段，我们比如说当时的植物种类特别大量，但是我们如何去评判呢？上万种，或者几千种东西摆在你面前，你如何分门别类？你说这盆郁金香是什么样郁金香？怎么样去鉴别？举一个例子，当时英国安妮女王一个园艺师，高级的园艺师，他的年薪达到1600镑，在一七几几年的时候，今天折合人民币至少上百万，甚至更多，好像我之前算过大概白银上万两的概念。英国普通园艺师的年薪是60英镑，比高级的牧师的年收入还要高，说明当时整个博物学慢慢地开始在这个社会上逐步变成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是国家利益推动，当时各个国家，比如说像西班牙那批人向西班牙王室政府提交的报告那样，为什么要开发美洲？他认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
英国皇家科学院也好、法国的科学院也好，还有各个国家的科学院其实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比如说班克斯，他其实是英国整个帝国博物学背后的一个舵手。例如林奈帮克利福德爵士培育的香蕉，来自克利福德庄园，是一个香蕉树的版画，这个版画制作工艺比我刚才拿的这张要好很多。
另外我们在谈到面对海量物种的时候，我们探讨它背后意义的时候，关于对自然秩序的理解，关于把世界物种纳入到一个秩序，就像法伯在《探寻自然的秩序》里的一段话，他说：“耶和华神用土落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其实这里有一个法伯的解读，在这里命名权代表着我们对整个自然秩序的一个理解。所以后来林奈有另外一个称谓，叫“第二亚当”，其实是别人讽刺他。林奈曾经有一个梦想，就是把整个世界都纳入到他的秩序当中。同期瑞士，也是同样牛的一名博物学家，也是一名医生，他就讥讽他“你以为是亚当啊？”后来林奈觉得这个名字挺好的，某种意义上他也自称亚当。为什么叫亚当呢？刚才我们提到《圣经》里这句话的时候，相当于我们人类对整个万物的管控权，对秩序的管理权，但事实上林奈的理想也好，或者他的雄心壮志也好，也在于此。只不过在这个时候，之前的人，就像刚才蒋澈提到林奈、布丰，林奈、布丰二者是非常有趣的，同年生，而且都有志于建立自己宏大的博物学体系，理论上应该觉得这样。人应该是惺惺相惜的，实际上二人非常矛盾，经常相互攻击吧。林奈后来学了一个聪明的方法，别人对他攻击，他不回应。布丰对林奈也非常瞧不起。
但是林奈之前从切萨尔皮诺到约翰·雷，到图内尔福，起码有很多人，包括切萨尔皮诺其实有自己的信徒的，或者他有忠实的拥护者。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再谈单单林奈他的自然系统也好、他的方法逐步成为整个时代的潮流呢？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提到分类的学者，有正统的分类学者，异端的分类学者，正统的分类学者大概有好多种，大概可能有，不说成千上百，至少几十种是有的，而这时候异端的分类学者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今天觉得我们对整个世界如物种、动植物非常明确，比如说提到银杏的时候就很简单，你通用的名字Ginkgo biloba，如果在之前，切萨尔皮诺有自己的方法、约翰·雷有自己的方法，而且分类标准还不太一样。
举一个例子，同物异名或者是同名异物的产生，比如说一些异名同物，同样是某种旋花植物，林奈1738年又给了一长串的名字，1753年又给了一个名字，大家发现林奈自己都给了不同的名字，这个时候应该如何分门别类呢？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会有一个思考。就是如果我们试图在这样海量的物种面前进行整理的时候，如何建立一个秩序？或者建立一个系统也好、方法也好，像林奈所说的对植物学而言，“系统”就像阿里阿德涅之线，没有它植物学将一片混乱。就需要把它纳入一个固定的秩序。
而这个时候出现了林奈、布丰，两个人都有这个野心。我之前看约翰·雷、切萨尔皮诺的时候确实有点奇怪，他们的时代大背景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在谈到林奈和布丰的时候，我们最后会发现，跳过中间那些纷繁的论战，还有林奈、布丰之间的相互攻击也好，这个时候我们发现简单而言，我们说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之下，面对来自欧洲、美洲、非洲、亚洲，包括欧洲本土的海量物种的时候，其实他们需要一个高效、标准、大家都能通用接受的范式。而这个范式也是我看蒋老师的书的时候自己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在思考比如一个体系的严密性，或者一个系统的严密性，或者方法，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最终归结为相对来讲它的严密性只要符合基本的要求可能就可以了，相对来讲这个体系如果是高效的标准，如何成为大家广泛接受的范式这个更重要。
相对来讲，今天我们马后炮来讲，林奈应该是成功的。比如说他的1753年的《植物种志》和1758年的《自然系统》被认为是一个起点，林奈对分类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包括就当时而言，包括菲利普•斯隆斯龙曾经提到过一句话，我们说布丰是法国人，掌控着法国皇家植物园50年，也掌控着博物馆，但是在布丰的最后20年他作这样的评价：绝大部分领域林奈的影响在法国已经超过了布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自己总结的林奈体系，或者林奈系统之所以得以广泛推广有几点原因，比如说它本身的实用、简洁性，最大程度的采用拉丁语，还有它的传播途径。比如说我们在提到林奈的时候，林奈其实他更加是一个普世的想法，传统来讲，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样，我们觉得这些都是书宅里的这帮人在做的事情，好像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说要把我们的方法推广到每个人。但是林奈的梦想，任何人都用他的方法，即使不能归到正确的属中也能归到相应的目中。
相应地我们提到这个过程的时候，林奈也采用了——包括他体系自身的特征，比如说非常有序——用了各种隐喻的方式、拟人化的方式，还有蒋老师提到的新体系，比如说在他非常重要的理论“植物婚配理论”当中，他把植物授粉与人类结婚入洞房做了一个形象的类比，比如说新郎和新娘在此光耀地庆祝他们的婚礼。他的分类中，包括植物的雄蕊、雌蕊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植物分类的过程中，他把雄蕊比作丈夫，雌蕊比作夫人，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有的是多雄蕊只有一个雌蕊，这个时候是不是会有乱伦的情况？这也是很多人攻击他的原因之一。这个也是给人印象深刻的，到后来我们发现最初有很多人会觉得有失伦常，后来大家又觉得非常形象，开始慢慢地缺点成了优点。
后来提到林奈做法的时候，他还是使用拉丁语的，包括他的《植物学哲学》里强调我们统一的语言就是拉丁语，包括我们对它进行描述也好，包括林奈自身在植物学拉丁语进化过程中，今天提到植物学拉丁语的时候，跟传统官方的拉丁语语法很多不太一样，林奈在其中也做了很大的贡献，包括我们今天不细讲的还有它的双名法。我之前不太理解双名法，比如说我们在野外考察，近代中国有很多传教士，传教士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充当博物学家，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搜集中国的植物、动物标本，把它整理成册。这时候纸张是非常紧缺的东西，如何在尽可能小的纸片上写更多的东西。包括后来有人分析双名法的使用，也是本着节约纸张的目的。
林奈做的很大贡献，还包括他的系统在实际当中的应用。一是便于我们在现实中使用，也简洁方便；二是他自身系统非常严密。我后来去整理林奈的通信录，林奈通信录据说有七八千封左右，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他的通信地点，包括通信的范围。基本上当时整个欧洲重要的学术重镇他都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我看了一种说法，18世纪的博物学有几个重要的要素，第一个是文本的，或者说规矩、或者说系统、或者秩序，这个主要是林奈。还有实物标本的搜集，并不是所有的标本都能搜集的，比如说你看到一头大象，你把它运到欧洲吗？不可能，还有你看到一只鸟，你捉不到它。这是英国非常著名的博物学家彭南特给林奈画的当时的一只鸟，下面做了一些描述，林奈基本上跟整个世界各地都保持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当然他也有一批画家帮他画画。当然林奈本身对这帮人不是很重视，包括很多人对他非常有怨言。这画在伦敦自然博物馆，也是它的一个镇馆之宝之一，就是林奈的24纲。这幅画的制作人是谁呢？绘画的，包括雕刻的都是乔治·埃雷特。乔治·埃雷特是德国人，在当时的整个欧洲，包括今天如果你能找到、能拥有一幅他的原画也好、铜版画也好，铜版画是手工上色的，比如说清华科学博物馆如果有一幅的话，它的地位可以当作镇馆之宝了，他的地位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地位。这是乔治·埃雷特他当时的一些作品，大家可以看一下18世纪早期的，他们对整个世界的自然物种的考察、描绘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同样大家也可以简单地去比较一下一七几几年的时候中国的本草图谱，你会发现有非常大的区别。
另外，林奈除了遍布世界各地的通信者，经常从北到莫斯科，南到非洲的好望角，东边到中国、日本，西边到欧洲，林奈基本上都有涉猎。这个是林奈使徒的行动地点，这是林奈向他的学生写信炫耀，我一个学者前往好望角，另外一个学生到了日本，另外一个学生又通向了另外一个地方。他的学生多，考察全世界，考察的多，这个系统有了事实经验之后才显得科学。当时曾经有人建议林奈，觉得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可塑之才，有人说林奈你还年轻，你应该在世界各地跑跑，这样的话，你以后的学术才会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林奈本身是比较怕死的人，他觉得我要去非洲考察，万一那边得了一个什么病就挂了，后来他就没去。他就拒绝这个机会，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其实林奈一生时间只出一次国，当然不能说只去了一个国家，他在考察荷兰期间，顺便游历了英国、德国这些国家，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瑞典。但是我们看他的标本，林奈给世界命名，他的标本肯定是以万来计的，他命名的植物应该是8000多种，2000多种昆虫，800多种贝类，还有477种鱼类。大家可以想象，一个人一辈子命名了这些物种，他这些命名坚实的基础从哪儿来呢？就是从世界各地来的。他的学生也充当了他的使徒的角色。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英国当时是最重要的国家，英国用的分类系统又是谁的呢？是林奈的。而且，比如说当时班克斯曾经做过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包括后来林奈的著作，《自然系统》也好，大部分著作，包括《植物学哲学》，在德国、法国、荷兰、英国都有各种语言的译本，这些都跟他的使徒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当然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林奈体系，或者说林奈系统诞生于这样宏大的背景，它的特征，包括他对秩序独有的感觉，又包括他完成了这样的使命。哈勒尔（Haller）他曾经讽刺林奈为“第二亚当”，他后来也承认林奈为植物学带来了巨大改变，最终为这个学科带来了几乎全新的开始，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我还看了林奈的一些标本柜、作品和他考察期间随手画的图，我们发现林奈是一个非常差的画家，这些都是他画的一些东西。
举个例子，早期的博物学干什么事了呢？比如说这是汉堡海怪，当时的德国汉堡市长花了大价钱，据说收了一个标本，实际上是蜥蜴、蛇的合体，有些专门制作假标本的卖给他的。林奈看了之后呢，说这是假的。下了这个鉴定他赶快就跑了，就溜了，为什么呢？怕汉堡市长报复他，他说是假的这个标本就不值钱了。这是后面人想象的林奈跟他的粉丝交流的情景。
布丰对林奈，会觉得林奈不是根据自然属性进行分类的，并没有反映自然物种的真实属性，这跟蒋老师提到的本质主义有关，他认为林奈是一个分类的工人。包括后来布丰对整个进化论也好、演化论也好的影响，有人说他算是比较早地提出这样一个想法的，跟布丰的博物学也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今天不谈布丰。
但另外一个，可以稍微扯点其他的，我们在谈到命名的时候会发现，今天也会有些非常有趣的故事，比如说我们在看双名法也好、种加词也好、属名也好，会有些比较有趣的故事。比如说当时林奈命名的金光菊属的属名的时候，他用的是他导师的名字，为什么这么命名呢？大家发现鲁德贝克（Rudbeck）是非常自负的人，有时候显得林奈情商也非常高，比如说挑选了一种高贵的植物，一边同您的德行和贡献相匹配，它的高度对应你的身材，但同时我想它应该支系繁茂、花果众多，就像您不仅致力于科学事业，在人文领域也笔耕不辍。您的地位就像太阳，因为跟花很像，在大地存在的每一个春天，看到鲜花遍地。事实上也是如此，大家知道鲁德贝克这个人有三个老婆，24个孩子，支系繁多还是挺形象有意思的。
其他的我们会发现很多今天我们看到的种名也好、属名也好，里面有很多故事，都有很多人的名字。比如说林奈的好友阿太迪，用在伞形科Artedia这种植物里。还有摄尔修斯，今天摄氏温度的最早提出设计者，我们认为是提出这个设计的人，还有人说100度刻度这个标准是林奈设计的。包括林奈自身也有以他自身名字命名的林奈属。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其他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如在提到帝国扩张的时候，对中国人而言的话，这个事就显得不是那么美好。我们今天提到的普氏原羚、普氏野马、普氏野驴、马尿泡属，大家仔细看的话，它们的名字都带有当时沙俄叫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人。当时在近代的时候，中国有两个传教士比较有名，南方的是大卫，北方的是普尔热瓦尔斯基。而普尔热瓦尔斯基是什么样的人？大家看他的装饰，看他的衣服就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军人，充当一个军事间谍，他一方面来考察中国的植物，另外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把中国的西北调查一下，就像当年日本对我们中国很多地方特别了解一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早期很多博物学家也是在充当这样一个角色。我们今天细究普氏野马、普氏野驴的话，也是中国的一个屈辱史。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时我们说普氏野马、普氏野驴这些名字到今天能改吗？不能改，就像我们说丹顶鹤是中国特有物种，为什么之前有人建议把它列为中国的国鸟，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丹顶鹤的种加词是日本（Japan）的拉丁化的词，如果把拉丁名翻译成中文是日本的什么什么，这是西方人命名的。比如说王老师发现一个物种，你可以以自己的名字，或者以蒋澈的名字，或者以好朋友的名字命名，它的科学命名一旦确立的话，不是说不能改，很难改。这是相对来讲比较有趣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在看17、18、19世纪的博物学史的时候，法拉在《性、植物学与帝国》里提到的，激励科学探索者的不仅是对自然的真正的迷恋，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权利、金钱、声誉。林奈在瑞典、班克斯在英国的情况，说明了科学研究是如何与商业发展及帝国掠夺交织在一起的。我们提到林奈，刚才为什么说林奈在瑞典影响没那么好？是因为林奈曾经影响过整个瑞典的国策，包括教育事业。他搞了很多驯化，他的梦想是引进中国茶叶、桑树，当时欧洲跟中国的贸易，茶叶是巨大的贸易逆差的重要的原因。他说一旦我们把茶叶引进成功之后、培育成功之后，整个中国的经济来源就断了，中国就开始哭了，瑞典笑了，它可以给整个欧洲供应茶叶。包括桑树，事实上林奈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有20年一直在引进桑树，但后来都失败了。他失败之后，对瑞典本国的教育政策也影响很大，整个瑞典有一段时间对林奈是非常不爽的，其实一旦从战略上定位为国策，影响太大的话，其实对整个瑞典的影响反倒没那么大，相应林奈在18世纪、19世纪的欧洲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即使在布丰活着的时候，法国人已经开始接受林奈了。
谢谢大家，我大概就补充这么多。
主持人：非常感谢蒋澈博士和徐保军老师的分享，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讲座不仅是给我们介绍了《从方法到系统——近代欧洲自然志对自然的重构》这一本书，也是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林奈的分类系统，甚至可以说给我们上了一堂博物学概论的课程。
接下来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
学生提问
提问：蒋澈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我对您的研究比较感兴趣。我们刚才在介绍这些分类学家的时候，您说到切萨尔皮诺是第一个植物分类学家，他出于教学的目的把植物分为树和草，看到后面徐老师有一页PPT也是把他作为第一个人。我还是比较好奇，我们说他是第一个分类学家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说以前没有树和草这个概念吗？还是说因为他写了这本书？
第二个问题，其实也是在同一思路里面，我听说您在翻译剑桥《中世纪科学史》，里头有一章是在咱们学校访问的Michael Shank教授写的，讲大学的兴起和修院的兴起，在修院中对草本植物、种子传播是有记录的，这个时候难道他们没有分类学吗？
蒋澈：这个事情我是这样理解的，首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区分，也就是分类这种活动和分类学作为一种事业的区分。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可以做分类，但这种分类不是一贯性的，他也不想用于其他的地方，或者不想把这种分类真当成一个事情，我们说他不一定有一个理论性的、一贯性的做法。
先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人会把切萨尔皮诺追认成第一个植物分类学，最重要的不是说他把植物分成树和草，木本或者是草本，最重要的是树和草下面有什么，这个次级分类显得比较重要。这个事情关乎到科学史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很多人会觉得亚里士多德那个时候对动物给出了一个大致的分类法，今天我们也在用，比如说四足动物、鱼类，这个基本都是亚里士多德做的一个尝试性划分中提出来的.这套动物分类法沿用得非常好，所以近代没有没有哪个动物分类学家提出非常有革命性的动物分类法。但是在古代缺少一套对于植物的分类的实践，即便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划分在古代都没有，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做了一点，但是分得很粗。所以到了近代，会有很多人尝试对植物做一个普遍的划分，普遍的意思就是不漏，不要漏掉一个植物，同时也不要重复。植物类不能像树和草、灌木，这样统一的尝试很多人归结为切萨尔皮诺，我不知道是不是能部分地回答这个问题。他是分类学家没错，为什么说他是第一个分类学家，主要是基于以上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中世纪草药的交换，以及他们对于草药知识的吸收，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科学史上的一点知，古代的本草学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像有一部古希腊语经典叫《论药物》，这本书是什么地位呢？基本上包括希腊罗马的所有药物，讲这个药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属性、可以治什么病。但如果你真的翻开这本书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这里边没有分类这件事情。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并列地写在一起，植物和植物之间没有说这个是属于哪一类植物，那个是属于哪一类植物。它会根据用药做些划分，比如说有些植物自己就是一味药，有些相当于我们中药的复方，很多东西配伍到一块，这个可以叫做分类学吗？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所想谈的生物分类学意义上的分类，这个是我觉得过去西方草药学的一个特点。
学生提问
提问：感谢两个老师的精彩演讲，两位老师一直在围绕博物学这样一个概念进行一个精彩的讲解。其实整个听下来，可能博物学还是一个蒙着面纱的东西.我们无法像对数学、物理学、其他学问一样，对博物学下一个比较严密的定义，刚才蒋澈老师开篇提到博物学的形象，他说博物学可以视为一种描述性的自然知识。整个讲解过程当中，您回顾了从博物学史的角度讲了分类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于methodus一词追本溯源的知识，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博物学是一种方法呢？我们如何理解它在什么情况下是一种知识？什么情况下是一种方法？包括您举那个例子，我们可能见到一种花，我们首先会问它是什么花？它是什么科目的花？整个过程中，我们理解的话，整个过程当中博物学究竟是什么？是说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知识？还是说我们是在对它进行分门别类的方法的情况之下得到的？
第二个问题，您刚才讲分类学是近代产生的，也讲了第一位植物分类学家生活在16世纪，16世纪之前是否有跟分类学相同工作的事情？相同的工作是不是就是博物学？如果是博物学的话，在近代之后博物学的地位又是如何的？我们如何理解博物学跟分类学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您书中提到的概念，您多次提到的自然志，还有自然志科学，既然有这样的区分的话，说明不是一个概念，自然志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发展成为自然志科学？
蒋澈：我说的自然志和自然志科学不是想做区分，它们是一个意思，只是有时其中一个说法在某些句子组合比较怪，我就用了另一个说法，这个比较简单。“自然志科学”我是从日文直接看过来的。日语把natural history翻译成博物学，有的时候翻译得比较严格或者比较按字面翻译，就会翻译成“自然志”。有时候还会加长一点叫“自然志科学”。
学生提问
提问：自然志是一种科学吗？
蒋澈：我是这样认为的，有的人会把博物学和现代自然科学对立起来，我认为至少以博物学的多样性来看，有一部分还是很科学的，我之所以用“自然志”这个词也是想强调它的西方背景，因为这是一个根据西方的词译过来的，我脑子里想的并不是中国讲的博物学，这是一个用语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其实比较赞同的一个看法是：如果我们把博物学看作拥有一个很长的历史传统，那么分类学是后来才进入到博物学之中的，在分类学之前有一个很长的时代可以称之为描述的时代。我只描述，不分类，这样的博物学也是有的.但是到了后来博物学的主要部分就是分类学，这时，一个人要了解博物学，就得了解动植物的分类，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稍微有点长，这个我们私下讨论吧，谢谢！
讲座现场
提问：谢谢两位老师的精彩演讲！我的问题是如果说任何一种命名意味着一种控制的话，分类学从“方法”到“系统”，对命名已经控制得如此精致，刚才两位老师也说了，你们越研究博物学越觉得不是田园牧歌式的，而有可能是反田园牧歌，可能像近代的属被实验科学一样，带着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求力意志。所以我有个问题，如果还是在现代性逻辑的支配之下的话，人与自然这种关系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除了我们征服它、控制它，对它进行精致的分类学的控制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如果我们微观讲一点，如果说整体上我们觉得没有其他可能的话，作为个体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比如说要给小孩讲一点花花草草的时候，我们想象这些命名体系下面代表着人类的征服，给它讲解还是挺难受的，我们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作为个体应该怎么去做？
徐保军：我们说从他博物学史的角度而言，确实有这样一面.其实还有另外一面，大家了解更多怀特的博物志、自然志，描写的就是田园牧歌式的，从这个意义上博物学家本身谈科学是中立的还是其他的？谈博物学的时候，往往有一点，它给你提供了自然法则、和自然打交到的途径，只不过有的人这么用，有的人那么用，同时你如何和自然更亲密地接触，起码博物学给你提供了一个路径，这个路径背后你选择善待它？还是征服它？以什么态度？
如果再往前延续，我们今天提到有一种说法，包括新博物学，包括我们去年在第三届博物学文化论坛的时候提到《博物理念宣言》，我们强调今天我们在重提博物学的时候，有一套自己的设想，或者说原则。比如说博物学的自律，这种自律是人与自然打交道的时候人与自然和谐的态度。同样我们再看历史的时候，最初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但我们又不能说把这段历史带过去。从我的理解来讲，这一段历史确实是博物学曾经发展的一个动力，同时也会有另外其他的途径。
蒋澈：我没什么说的，我们之间比较了解，我想说的一点，我不太认为存在一个蒸馏水般“纯净的”去现代化的方案，可以让我们把某些东西切割得特别干净，尤其可以把某些东西的缺点切割得特别干净，。能我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比较多的，特别愿意去接受一些历史的影响，我知道它大概什么样，但也就这样了。我很少去设想一个解决方案，我的唯一的想法就是：当我们去面对一个自然物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必局限于对它做操控、命名，我们可以多做一点，这或许就是一种补救，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得到宁静的一个方案，我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
主持人：非常感谢蒋澈博士和徐保军老师的精彩分享，我们也是少有的一次超时了。我们读书沙龙的全称叫邺架轩读书沙龙，我们确实希望大家读万卷书，除此以外，今天两位嘉宾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还希望大家能够行万里路。这个natural history可能更多的是探险式的，哪怕是花花草草的，也要到野外做观察。虽然我自己做得不太好，至少大家可以去一下natural history museum。刚才大家都提到了伦敦的Natural History Museum，里面确实是非常精彩、非常好玩的。其实隔壁那个Museum of Science要沉闷很多。至少我去伦敦的时候都会去看一下这个natural history museum，那个图片中间坐的那个人就是达尔文的雕像。
如果大家去美国也是一样，华盛顿的与纽约的natural history museum，你也会觉得非常精彩。最显眼的是把七八十克拉的钻石作为核心，他想表达的是自然界真的是非常丰富多彩，老师和同学们值得去外面看一下。
我们最后，再次感谢蒋澈博士和徐保军教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