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通讯员 马延辉）2017年12月7日下午在六教，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日本古代史专业委员会会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晓峰做客新人文讲座，以“解读时间与中国文化”为题，通过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为研究对象，结合中日两国的历史文献，为到场的四百位师生解读传统时空观意蕴下的中国文化特色。
刘晓峰做客新人文讲座
讲座现场
讲座伊始，刘晓峰引出人们所耳熟能详的“杞人忧天”典故，追问为何“忧天”之人是杞国人？因为杞国为夏后氏后裔的封国，而夏王朝观乎天文的文化传统极其浓厚。孔子也说过“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认为夏代的天文历法是最科学的。同时，考古学家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距今四千多年的古代天文观测台，这与《尚书·尧典》以日月星辰历象测算一年时间的记载也相吻合。由此说明中国古代的时间文化其来有自，很早就形成独特的体系。
刘晓峰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重点阐述了中国传统时空体系的特色，分为两个部分，即岁时文化的整体论视角和从整体论看古代时间体系的形成。他指出，所谓岁时文化，即中国的传统节日。我们一般理解的传统节日是为了纪念人物及其传说故事而设立的，节日与节日之间似乎是孤立的，但研究表明，中国传统节日其实是一个非常严密的整体体系。小而言之，传统新年从正月初一到初七每一天的岁时意义，是有一套体系支撑的。根据《北齐书·魏收传》的记载，初一至七分别为鸡日、犬日、羊日、猪日、牛日、马日、人日，而根据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思想，鸡犬羊猪其实对应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牛象征地，马象征天，六合周旋而归于人，因此才会有“人日”这样的节日。虽然现在中国的正月初七已经不再流行“人日”了，但日本依旧以“白马节会”的形式保留，这反映了日本岁时风俗中的中国文化渊源。大而言之，则一年之岁时安排亦具有整体性特点。刘晓峰特别指出，日本民俗学者柳田国男曾发现日本岁时节日具有上、下半年的对应关系，而认为传统日本历法为半年一岁，进而强调日本文化相对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殊不知这种两个半年的对应关系，也是来自于中国传统岁时体系。一年的岁时安排，具有上半年多，下半年少，春秋季节多，夏冬季节少，奇数月多，偶数月少，奇数日多，偶数日少的特点。唯一例外的就是形成于宋代的八月十五以及十二月年末行事。因此，中国传统的岁时文化，其实是一个整体性的体系，传统节日不是随机产生的，而很可能是古代统治者制定历法时先行确立的。
进而，刘晓峰从整体论剖析古代时间体系的形成。他指出，中国古代认识时间有两种办法，即太阳历与星象。太阳历形成了我们今天二十四节气，其形成过程，最初先根据正午太阳高度角确定两分、两至日，在各取中点确定“四立”，《左传》就将立春立夏称为“启”，而将立秋立冬称为“闭”，这也体现中国古代以阴阳二气解释季节变化的思想特色。八个时间点确立后，再各自三等分，就形成了二十四节气。至于为何是三等分而不是二等分，刘晓峰认为，可能为了与阴历十二月结合方便，一月之内，一个是节气，一个是中气，最终形成十二节气与十二中气，合为二十四。至于观察星象，则帮助古代中国人确立了传统的宇宙秩序观念，并将之从天文展开到人文领域。通过夜观星象，中国人发现北极星居中不动，北斗如璇玑玉衡，是带动星空运转的枢纽，二十八宿因之可围绕北极运行，周年复始。因此，古代中国人将这套星空体系搬到了地面，确立了与之对应的空间观念。由此产生的星宿分野制度与五服观念，也是受这种官制象天、职方象天的思维影响。
最后，刘晓峰指出，中国古代的时间、空间文化，就是时空一体化。这与古希腊将时间与空间分开，各自孤立地研究是不同的。因为这一时间文化特色，中国文化才会具有天人合一的特点，才能形成大一统的政治文化，并且深深影响了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这就是中国传统时空观念所反映的中国文化特色。
演讲结束后的互动环节，刘晓峰解答了同学们提出的中国上古史的时间起源，传统节气在汉文化圈不同温度带的不同风俗等问题。本场讲座系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之（十七）“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第十八讲，由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办公室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何建宇主持并点评。
链接：刘晓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日本古代史专业委员会会长，北京市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著有《端午》（三联书店2010）、《东亚的时间》（中华书局2007、本书获得2009年山花奖学术著作奖）、《日本的面孔》（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清明节》（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古代日本における中国年中行事の受容》（2002年日本桂书房）等多种、多部。
（供稿：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