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茂红做客新人文讲座 阐释东亚环境文化的交流与建设

包茂红做客新人文讲座  阐释东亚环境文化的交流与建设

（学生通讯员 方圆）2018年5月17日下午在六教，北京大学世界史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世界环境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系教授包茂红应邀做客新人文讲座，以“东亚环境文化的交流与建设”为题，为现场的近百名师生阐释东亚环境文化的历史变迁与未来图景。

演讲人:包茂红

       讲座伊始，包茂红对本场讲座所涉及到的若干概念进行了界定说明，指出“环境文化”是人类在认识和处理与环境关系的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观念、技术、制度等文化成果；“东亚”，由于语言等原因主要是指中、日、韩三国。对于世界环境史的分期，他指出以1492年和1969年为界分为：古代，即人与环境基本和谐的阶段；现代，即人类征服和利用自然的阶段；当代即走向超越现代工业文明的、寻求人与环境关系和谐的新文明阶段。他认为，东亚环境史的分期大致与上述世界环境史分期一致并以此展开解读。

       关于古代东亚的环境文化问题。包茂红认为，古代东亚文化圈以汉字为载体，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拥有独特的儒家环境文化。中国的儒家文化主张人与环境相互依存，在利用环境时应遵循节用、使民以时的基本准则。儒家统治者设立“虞师”来保护与管理自然，以便通过“与天地参”来实现“小康社会”。儒家文化传到日本、朝鲜后，与当地的文化、环境相结合，不仅形成各有特色的环境观，而且又显示出古代东亚环境文化的共同特点：崇尚“天人合一”，主张有限度地利用自然，持整体论、有机论的自然观；由于把人性和人间的变化与自然界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对当时的统治者的行为有一定的道德和现实的约束，但具有历史局限性，并未能完全避免对环境的破坏，在人口和生存条件重压下，文化表现出无力感。不过，古代东亚的环境文化还是为人类建设新文明提供了智慧和启示的源泉。

关于现代西方环境文化在东亚的移植问题。包茂红指出，两大半球相遇后，西方的科学与工业主义随着传教士和殖民者逐渐传到东亚，西方环境文化中的二元论、机械论，逐渐成为东亚主导的环境文化，主要渗透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中。他分别介绍了西方现代农法在日本、朝鲜、中国的移植，以及这种移植带来的后果。东亚在变成“世界工厂”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世界垃圾场”，其根本原因在于奉行“增长第一”的发展战略，向环境进行最大化索取，使二元论和机械论的思想缺陷发挥到了极致。尽管现代西方科技也发展出了环境治理和保护的技术，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问题。

关于当代东亚环境文化的交流与建设。包茂红指出，现代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危害促使中、日、韩三国探索新的环境文化建设。上述三国新的环境文化建设包括核心思想的创新及其普及推广两个方面。虽然中、日、韩三国在经济起飞和发展上存在时间差，但在环境文化建设上呈现出齐头并进甚至出现后来居上的繁荣竞争局面。东亚特殊的环境禀赋——人多资源少，特殊的文化底蕴——关注人类和地球命运，使之表现出对人类文明和世界未来的强烈关注。与西方当代环境文化相比，一个超越工业文明的新文明形态在东亚已经初露端倪。

最后，包茂红总结指出，东亚环境文化建设在开放的环境中进行，在交流中既形成了具有同一性的主导思想，又根据自己的环境和国情形成了各自的特点。东亚环境文化建设是对东亚自身传统环境文化和现代西洋环境文化的扬弃，这一建设正在促使新型文明的形成。它将会为全球摆脱环境危机、实现文明转型提供具有示范效应的的新范式。

正式演讲后的互动环节，包茂红与现场同学进行了气氛热烈的问答。本场讲座系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之（十八）“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第五讲，由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蔡文鹏主持并点评。

相关链接：包茂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世界史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世界环境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是世界近现代史、东亚环境史、环境史学史。出版专著：《森林与发展：菲律宾森林滥伐研究（1946-1995）》（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の環境ガバナンスと東北アジアの環境協力』（はる書房，2009年），《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80多篇。担任国外多家研究机构的特聘研究员和多家杂志的编委会成员。

（供稿：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