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做客新人文讲座 阐述中国文化习性与现代性
（学生通讯员 邢冰）2018年5月24日晚上在六教，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方朝晖做客新人文讲座，以“中国文化的习性与中国现代性”为题，为现场近百名师生阐释了如何理解中国文化、文化习性的历史后果、文化习性与现代性等问题。
方朝晖做客新人文讲座
讲座伊始，方朝晖从钱穆先生辞世前的最后遗稿《论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谈起，强调“天人合一”的观念是中国文化的归宿，并进一步通过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对比，认为“天人合一”背后有一个基本预设，即中国文化具有此岸取向。他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天”不仅仅是与地相对的、物理意义上的天，而是包括天地、自然和整个宇宙，亦称为“六合”“世界”或“宇宙”。 “天”，也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真实的，并且是唯一的。除中国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都将“天”看成是虚幻的。西方文化与印度文化都是具有强烈彼岸取向的文化，认为生命是永恒的，此世生命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追求彼世的幸福。而中国文化则相信世界是真实且唯一的，认为人的生命可能只有一次。因此，在中国文化中，今生今世就是生命的最重大的目的，注重现世的幸福与安稳。这种倾向的一个体现就是，中国人注重饮食、养生等现实的享受。
程钢主持讲座
方朝晖认为，此岸取向的预设导致的直接后果——中国文化是关系本位、群体主义的文化。对于西方人来说，最重要的关系是人与创世者的关系，而对于中国人来说，由于不存在创世者，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自己与周围的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中国人生活在由亲疏远近构成的关系网络中。这种关系网络，构成了中国人安全感之所在。他还援引美国文化心理学实验的成果，以及梁漱溟、许烺光、何友晖、孙隆基等学者的研究指出，相较欧美的个人主义而言，东亚人更偏向关系性的思维方式。这就带来了中国文化的一系列特征，诸如基于比较的自我认同、风气的重要性、重人情而轻制度、重私德而轻公德、群体主义等等。
接着，方朝晖分析了此岸取向的历史后果。即从一个视角尝试回答为什么儒家战胜了诸子百家？为什么儒家传统在中国盛行二千多年？他认为，此岸取向导致了儒家文化长期处于统治地位，道家、法家、墨家处于辅助的作用。上述四者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流，并形成互补的关系。儒家成功的主要秘诀可以归结为“对症下药”：其实针对关系本位所导致的问题而来；不是取消人际关系，而是理顺人际人关系；对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采取了高度现实主义的态度。
最后，方朝晖讨论了中国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他认为，我们并不是真正很了解我们的文化，并不是真正很了解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文化究竟有什么本质特征，我们今天在借鉴西方现代性的时候，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时候很容易发生问题的原因所在。他呼吁，我们在借鉴西方的法律、制度、文化之时，对于核心价值、社会整合、民主法治人权、责任与权利等诸多问题，要充分考虑中国文化的特征。这样才能在走向现代性的过程当中，把西方的现代化转变成为中国的现代化。
到场同学与方朝晖教授交流互动
本场讲座系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之（十八）“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第七讲，由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历史系程钢副教授主持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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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安徽枞阳县人，哲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复旦大学。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进修，担任台湾佛光大学、韩国首尔大学客座教授。兼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国家信息中心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及安徽大学客座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国学），多年关注儒学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研究方法同时结合哲学和史学，注重吸收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若干不同学科的新成果新理论，对西方汉学也较关注。多年来在儒学与中国现代性、为“三纲”正名、“中学”与“西学”关系、现代中国学统、儒学与未来中华文明重建等领域多有成果和新见。
主要讲授中国思想史、国学经典、中西思想文化比较研究方面的课程。出版专著有：《“三纲”与秩序重建》、《为“三纲”正名》、《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学统与迷失与再造：儒学与当代中国学统研究》、《“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儒家修身九讲》、《春秋左传人物谱》、《思辨之神：西方哲学思潮选讲》、《重建价值主体——卡尔·雅斯贝斯对近现代西方自由观的扬弃》等。
（供稿：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