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通讯员 傅羿超）10月10日下午在六教，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文科资深教授桑兵做客新人文讲座，以“近代中国史上的科学与人文”为题，为线上和线下200余名师生阐释近代中国史上科学与人文的多种意涵以及二者关系，探讨近代中国史上相关的认识分歧。
主讲人桑兵
讲座伊始，桑兵从清华校史特别是清华国学院切入，追溯了科学与人文议题在近代中国的源起与重要性。
桑兵认为，当时人们讨论的所谓“科学”概念，绝非仅指当今狭义的自然科学，其意涵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第一，是作为分科之学的科学。“科学”一词本由日本传入，其真正内涵即分科之学。即使国学研究，目的之一，也要逐步变为分科的科学。近代以来，中国学问由于“不分科”而被批评为“不科学”，因此导致分科化诉求。第二，是作为自然科学的科学。桑兵认为，自然科学在欧洲各国的具体指向不一，将“科学”直接等同于自然科学是一种后起的、窄化的理解。第三，是作为科学方法的科学。他强调，新文化运动时期宣传的“赛先生”，主要倡导的是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当时中国人所谓科学方法主要指归纳法与演绎法，其本来是逻辑方法。
对于“分科之学”的利弊问题，桑兵指出，中国传统学问本来并非“分科之学”。晚清西学东渐后，分科成为“科学化”的标志，不分科就不科学的观念日益兴盛。但“分科即科学”的逻辑本身就值得商榷，当时所谓“让分科更加科学化”、“跨学科”等说法需要谨慎、细究。
对于西方学科分化的发生学问题，即西方为什么会形成这一套学科模式？究竟是自然发生的结果，还是偶然发生的结果？从历史推测，物理学、化学的发生与西方殖民扩张等政治行为有关，前者主要影响了所谓的弹道的理论，而后者主要是基于制造火药的需要。桑兵着重指出：“我们不能把一个偶然出现的东西说成是必然，把没有的就说成是落后”，对分科之学的利弊应持审慎态度，取其长而避其短。
对于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问题，桑兵通过回顾欧洲在一战后对“科学万能”的反思、对比近代中国在“科学时代”对人文主义的追求之后，提出“人文研究能否科学化”的问题。他认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以重复且可以归类以“求同”，人文研究的对象则无法充分归类、无法再现以“求异”。这必然导致两者之间产生了张力。尤其是在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在目前是进入了一个新科技革命的时代，还是又一次面临着巨大危险？这或许可以称为人类的悲喜剧。悲喜剧本身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而是一个人文的问题。
在演讲后的互动环节，桑兵回答了现场听众提出的不分科与分科的优势、法学知识与文化背景的张力等问题。
本场讲座系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中国史系列讲座》第二十一讲，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长聘教授王东杰主持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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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河北威县人，生于广西桂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历史学院）。曾任历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出版《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国学与汉学》《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治学的门径与取法》《交流与对抗》《走进共和》《历史的本色》《学术江湖》《旭日残阳》《历史的原声》《历史研究的碎与通》《陈寅恪的学术世界》《持久战与论持久战》《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等专著。主编《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孙中山史事编年》《近代国学编年史》《清代稿钞本》《民国稿钞本》《辛亥革命稀见文献汇编》《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档案文献汇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近代国学文献汇编》，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戴季陶集》《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国学的历史》《读书法》。
供稿：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