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通讯员 郝学智）4月17日下午在六教，澳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孙江教授做客新人文讲座，以“博爱，还是友爱——Fraternité的跨文化之旅”为题，通过追溯Fraternité的在跨文化语境中的不同涵义，为线上线下200名师生探讨概念史研究在理解中国现代性上的重要意义。
主讲人孙江
讲座伊始，孙江指出，Translation一词源于拉丁语transfero，意指将某物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这一过程必然涉及错位、解构与再生产。在西方语言中，“博爱”有其他对应词——源自古希腊语philanthropos的Philanthropy，以及衍生出charity的拉丁语caritas。
孙江认为，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中，与“博爱”相关有两个不对称。第一个存在于fraternity与其中文译词“博爱”之间。法文fraternité与英文fraternity皆源于拉丁语fraternitas，意为兄弟之爱。事实上，无论是philanthropos还是caritas，都与中文的博爱概念存在显著差异，后者原义见于《孝经》。《孝经》中的“博爱”是王和民的二元对立关系中产生出的爱，后世演化为在一种五伦关系中，通常用“仁爱”来表述。
第二个不对称存在与三个词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自由”是关乎人的价值的概念，而“平等”是涉及社会秩序的概念。为什么在“自由、平等”现代性概念之后还要追加跨历史意义的“博爱”概念呢？三者的内在矛盾反映了法国大革命本身的矛盾，涉及对概念史的理解，而概念史是沉淀在概念中的历史。18世纪末以后，历史不再只是过去与现在的关系，而成为过去经验与未来期待的交错碰撞。大革命初期仅有“自由、平等”，“友爱”是为缓和革命暴力、促进公民友爱而登场，却在恐怖时期沦为敌我划分的工具，形成“友爱即死亡”的吊诡，直到1848年宪法将三者并立，“博爱”才从斗争概念转为和解概念。
中国人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多经由日本的重要中介。明治维新前期，河津佑之、中江兆民等日本学者将Fraternité 译为“友爱”，而明治时期的这类翻译，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也大量出现在东京、上海两地中国人所出版的中文读物之中。晚清时期，无论是康、梁等保皇派还是孙中山等革命派，都喜欢用“博爱”，而不是“友爱”。 “Fraternité”翻译成“博爱”，与中国文化环境有关。在中国人的意识里面，特别是政治人物的意识里面，“友爱”属于一个下位性的概念，“博爱”带有一种普遍性。
最后，孙江总结指出，翻译具有普遍的不对称性，本质上是一种错位与创造；现代社会既对积极之爱心存警惕，又暴露出价值体系的欠缺，而任何理性规范的契约社会，终究仍需要温情来弥补契约之外的不足；同时，知识的移转是一种全球本土化现象，法国的 Fraternité 传入中国后不仅发生了意义转换，更在革命实践中生成了具有中国本土性的同志爱。
在演讲后的互动环节，孙江回答了现场听众提出的博爱与结社、友爱与宗教传统、博爱与制度建设的关系等问题。
本场讲座是清华大学世界史系列专场第二十七讲，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李任之副教授主持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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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江，澳门大学讲座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名誉院长。著有《重审中国的“近代”——在思想与社会之间》（2019）、《重审近代中国的结社》（2024）、《微观中国的近代》（即出）等8部中文著作及英、日、韩、西文著作6部。主编“学衡尔雅文库”丛书、《亚洲概念史研究》集刊等。
供稿：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