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通讯员 刘涵）5月22日下午在六教，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吕一民做客新人文讲座，以“从19世纪法国史看雨果何以在法国享有‘至高荣誉’”为题，为线上和线下200余名师生剖析了近现代法国光彩夺目、享有“至高荣誉”的大文豪维克多·雨果的伟大一生，结合19世纪的法国史阐释了雨果获该殊荣的深层原因，以及至今为何值得再次言说和致敬。
主讲人吕一民
讲座伊始，吕一民以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为切入点，指出巴黎拉丁区的先贤祠作为“知识分子的圣殿”与名人的“集体公寓”，先贤祠巨柱上方写有“伟大的人们，祖国感念您”。入祠名单即是一部法国思想文化史，同时印证了法国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尊崇传统。通过对比了1885年雨果和1980年让-保罗·萨特这两场知识分子史视野下的“世纪葬礼”，吕一民指出两者相同之处在于其空前壮观的场面，以及逝者分别作为“介入型”作家或知识分子的崇高地位，不同之处在于葬礼的性质，萨特生前宣称拒绝一切来自官方荣誉，其葬礼更多具有民间色彩，雨果的葬礼官方色彩浓厚，且是最高规格的“国葬”。
吕一民认为，雨果的葬礼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前所未有的恢弘葬礼，这表明其在法国享有“至高荣誉”。在此后一百多年里，人们对雨果一直尊崇有加。虽然法国政府不轻易设立全国性纪念委员会，但是涉及到雨果的有：1985年，雨果逝世100周年设立雨果年，并成立雨果纪念委员会；2002年，雨果诞辰200周年再次设立“雨果年”并成立“雨果全国纪念委员会”。
吕一民指出，19世纪的法国跌宕起伏，精彩纷呈，同时亦不乏腥风血雨、战火纷飞，主要特点是政治体制更替频繁，国际地位大起大落。雨果的人生经历折射出19世纪法国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演进。雨果的人生轨迹以流亡为分界一分为三：流亡前（1802-1851），流亡中（1851-1870）和流亡后（1870-1885）。在此期间，雨果从保皇派转向自由派，最终成为共和制的坚定拥护者，与时俱进地做出与时代潮流同步的抉择。雨果因其“罕世全才”“远见卓识”“博大情怀”和“超凡勇气”，得此殊荣绝非偶然、实至名归。雨果去世之时，恰逢共和制度在法国最终确立不久，其作为共和制的代言人乃至共和国理念的化身，加之历来还多有“亲民”举动，得以在去世之际获得朝野一致认可。此外，力图恢复一流强国地位的法国，也需及时推出本国最重量级的文化伟人，用他与莎士比亚、歌德式人物抗衡。
吕一民认为，雨果跨越时空的伟大兼具特殊性与普世性，值得在其逝世140周年之际再次言说和致敬。特殊性在于他生逢法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得以在自由与专制的博弈中发出强音。普世性体现在雨果完全符合国外某些学者得出的“文明人标准”，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力量跨越时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倡导在当代社会仍具深刻启示。
在演讲结束后的互动环节，吕一民就法国知识分子史、雨果个人生命史等问题与现场听众交流讨论。
本场讲座系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世界史系列专场第二十五讲，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吕昭副教授主持并点评。
相关链接：
吕一民，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兼浙江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主任，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法国近现代史。主要著译作有《法国通史》《法国知识分子史》《法兰西的兴衰：从立国到当今》《知识分子的鸦片》《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与历史的对抗》等；在《历史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和学术文章多篇。
供稿：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