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通讯员 閤楚珺）9月17日下午在六教，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吴日强教授做客社科大讲堂，以“军备控制：经典理论与当代挑战”为题，为线上和线下200余名师生阐释经典军控理论的起源和发展，剖析美苏/俄的核军控经验，探究中国军控传统思维及其演变，核军控的前景，以及新兴技术领域的军控框架。
主讲人吴日强
讲座伊始，吴日强以《木兰辞》相关表述隐喻军控，指出经典军控理论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指导了美国与苏联/俄罗斯之间长期的核军控实践。“潜在敌人之间也有共同利益”是经典军控理论的核心理念。军备控制的目的是降低核战争风险，减少用于军备的成本以及限制战争的破坏性。吴日强认为，战略稳定是军备控制的核心概念。在经典军控理论中，安抚概念非常重要，而威慑包括威胁与安抚两个要素，二者缺一不可。此外，军备控制具有两面性，既体现为合作，也体现为竞争。
在分析美苏核军控的经验时，吴日强梳理了两条路线。一是降低风险路线，包括热线、防止核战争协定、透明、核查、行为规则、发射通报、不瞄准、合作降低威胁、联合预警中心、开放天空条约；二是限制能力路线，包括SALT/ABM、SALT Ⅱ、INF、START、START Ⅱ、莫斯科条约与 New START。其中，核查的手段包括国家技术手段（NTM）、不干扰NTM、合作性措施、现场视察。苏联对现场视察的态度经历了从拒绝到接受再到拥抱的转变。他以美苏及美俄核军控协议为例，阐述Steve Miller提出的四条经验：对手之间也可以有共同利益；漫长的过程，要有耐心；过程本身就是收益，有助于建立信心；国内政治很重要，国内谈判比国际谈判更难。
接着，吴日强剖析了中国军控传统。美苏核经验并不自动适用于所有国家。中国核力量长期弱小，多次遭受核讹诈。超级大国曾试图把核军控强加于中国以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全面禁止核试验则客观上限制了中国核能力提升的空间。在中国看来，核军控往往是超级大国制约中国的工具，中国军控政策的首要目的是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至于风险降低，在获得可信的核报复能力之前，并不是中国的首要关切。从1963年朱光亚的《暂停核试验是一个大骗局》到1972年乔冠华批评苏联的禁止核试验倡议，再到1986年《邓稼先-于敏报告》开启中国核武器事业“十年加快”之路，吴日强以时间为线索，阐释中国军控看重能力发展，轻视风险降低的传统思维。中国核力量现代化建设的突飞猛进使得核报复能力不再是中美战略稳定的主要矛盾，危机升级和军备竞赛的风险上升。中国有必要与时俱进，更新核军控理念，更多关注风险降低和安抚对手。
美俄之间最后一个条约New START已经于2026年2月到期失效，几十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两国核力量没有条约约束的情况。普京曾提议两国一年内继续遵守条约限制，但美国没有回应，据称是需要考虑如何同时吓阻俄罗斯和中国。与此同时，美国“金穹”反导系统和打击力量学说也引发中俄的担忧。后续谈判悬而未决，核军控的前景不乐观。
吴日强认为，核军控的理论和经验可以为新兴技术（外空、网络、AI）领域的军控提供思考和借鉴。新兴技术军控的难点在于国家之间是否存在共同利益、是否有能力构建战略稳定，以及在新兴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有效核查。
在演讲结束后的互动环节，吴日强回应了中国军控政策未来的发展方向、衡量核能力强大的具体标准、核武器在台海问题中的作用、评价五核国联合声明的意义以及对常规武器的军备控制等问题。
本场讲座系清华大学2026年“社科大讲堂”第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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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日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他的研究结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重点关注核军控、太空安全和新兴技术等。他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从事弹道导弹设计工作，在哈佛大学、达特茅斯学院、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访学。他在清华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获得工学硕士和学士学位。
供稿：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