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通讯员 郝学智）10月16日下午在六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刘后滨教授做客新人文讲座，以“隋唐大一统重建的制度轨迹”为题，为线上线下200余名师生阐释隋唐大一统重建过程中的制度建设轨迹，剖析中古历史的转型和转型期的秩序重建的重要意义。
主讲人刘后滨
刘后滨提出，隋和唐初的制度建设的目标方向和底层逻辑围绕大一统重建而设定和展开，是中国历史在长期分裂后秩序重建的根本体现。制度建设具体在整顿赋税与重建户口管理机制、改造兵制与重建军事统领系统、选官收权与重建中央地方关系、机构分类与重建政令事务关系、决策分层与重建君主宰相关系等多层面展开，是一系列复杂的系统工程。
强制耕种与重建户口管理机制方面，中国古代的户口管理，尤其在唐以前，户籍跟土地登记联系在一起。北魏的《田令》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官府通过土地登记和经济手段控制民户，这是一次强制耕垦启动的制度创新。隋唐的《户令》《田令》调整，意在解放豪强地主对生产力的束缚，加强国家控制能力。
依托部落与重建军事统领系统方面，大一统在军事领域最根本的任务是皇帝可以直接统辖军队。从北魏六镇经北魏末年大动乱，进入关陇地区的宇文泰开始建立府兵制度。开皇十年，隋文帝下诏推行兵农合一；开元二十五年敕，府兵制向募兵制转变，至此边镇兵士完全由节度使招募，标志着募兵制最终取代了府兵制。
卖官鬻爵与重建中央地方关系方面，这条制度轨迹的起点带有偶然性——北齐后期皇帝失政，朝政腐败，卖官鬻爵，收回部分地方佐官任免权。隋文帝建立官员选任新标准，开皇十五年的“罢州县乡官”是一套组合拳的核心环节，通过剥夺地方长官辟召权、推行本籍回避、催生科举制，成功地将地方人事权彻底收归中央。此举标志着中国地方行政制度从“中央与地方结合”的形态，转向了 “中央集权、垂直管理” 的新模式。此外，建立官员身份体系及叙阶统一标准，唐代官序由职、散、勋、爵复合组成，其中以散品为本品，呈现出“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品位结构”。
复古改制与重建政令事务关系方面，西魏北周用一套既高于三公九卿、也高于三省六部的框架，把汉魏以来叠压的两套官制统合起来。伴随着文书行政的发展，至隋朝形成了相对严整的尚书六部行政体制并在唐前期发展完善，把国家各个机构的设置、职掌、官员品级都定位下来，使大一统的国家架构升级为“2.0版”。尚书系统发展成为国家行政管理主体的过程，就是权力运行从以长官个人为中心向以机构为中心演进的过程。君主与有司政务沟通内容的扩展及此种沟通重要性的提高，是尚书系统地位上升的深层原因。
事必躬亲与重建分层决策机制方面，隋炀帝建立三省制，使门下省最终摆脱了皇帝侍从、顾问的性质，成为在外廷处理政务的纯粹的国家机关。从三省制到中书门下体制的转变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变革。经过安史之乱以后的调整到唐宪宗元和时期大体完善，其基本特征包括：奏事文书从以奏抄为主转变为以奏状为主，行政体制从律令官制转变为使职体制，宰相府署与三省分离，宰相职权更加偏重协助君主裁决政务，皇帝走向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
刘后滨认为，要在逐步推行的重建大一统的政治举措中形成一系列的法令与制度，要使得法令体系与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相适应，既要照顾到法令和制度的社会基础，也要回应君主和朝廷的权威需求。这样一套制度体系的重建，经历了隋朝建立后律令的陆续修订颁行，到开元时期《大唐六典》的编撰告一段落。而探索这个过程当中的制度建设轨迹，对于理解中古历史的转型和秩序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在演讲后的互动环节，刘后滨回答了现场听众提出的隋唐如何防止冗官、武德七年定令在制度演进中处于何种位置等问题。
本场讲座是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中国史系列讲座”第二十五讲，由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程钢主持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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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后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蓝天首席教授，任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法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代表作有《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等，联合主编CSSCI学术集刊《唐宋历史评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唐六典》疏证”。
供稿：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